对于关爱中国电影的观众们来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仿佛一句口令，它通往那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中国西部边疆，又指向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座高峰。如果说，在十七年时期，大银幕上的新疆故事还不得不由来自东部的电影人开启讲述，那么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天山南北的艺术家们可以讲述新疆的故事。事实上，他们讲故事的声音是如此响亮，以至于已经沿着一带一路的方向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当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采用红色经典《冰山上的来客》里这句话作为其新片名字的时候，可能无意间给观众带来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为这部影片是在原来故事上的延续。高黄刚编剧、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执导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下称《花》）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在中国电影人不懈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的电影事业角度上，我们又确实不妨把两部作品联系起来，则一定会油然生出无限感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相似的是初心，不同的是创新。

这部新作取材于帕米尔高原上中国塔吉克族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守边护国的事迹。在父辈影响下，拉齐尼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从少年到成年，一直行走在西部最危险的边境线上，他见证着、也积极参与着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2021年初，拉齐尼进入喀什大学进修，在校园里，为拯救落入冰湖的儿童，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拉齐尼“时代楷模”称号。

拉齐尼的事迹无疑是感人的。要把这些事迹搬上大银幕，则还需要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事实上，英模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的难度近些年来越来越高，而最难之处往往不在“立主脑”，而在“脱窠臼”。从这点来看，《花》采用的叙事方法——也可以说是叙事策略——尤其值得留意。

一方面，影片剧情的时间跨度相当大，另一方面，许多重要剧情段落呈散点分布，拉齐尼要在影片开始后一段时间里才渐渐走到观众的焦点位置。这种叙述处理，和我们日常观看剧情片的习惯颇不相同。但如果将其放置在人类叙事活动的历史中，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笔者看来，《花》的剧情安排和着力分布，带有大型民间文学甚至是史诗叙事的特点，即一定要把故事的起始、酝酿交代完整，在时光缓缓流逝中出现的人物依次来到我们眼前，然后又以出乎意料之外、合于情理之中的自然方式远离，留下震撼和回味。通过人物书写历史，这种时间观甚至从主人公所属民族的取名法则中就有所显现，拉齐尼是他的本名，巴依卡则是他父亲的名字，文化就这样代代传承，潜移默化。

与此相呼应，解放军叔叔刘红军给予拉齐尼另一种红色精神传承。也是从这一角色开始，进入动人心魄的强情节。简要梳理可以发现，影片里有四次死亡：一，拉齐尼的小妹妹在上学路上坠下山崖，刘红军没能拉住她；二，山石滑落，刘红军推开拉齐尼，自己被击中头部；三，陪伴拉齐尼巡边十多年的牦牛“汗恰”摔断了脊椎，人们不得不把他留在雪山路旁等待必然的死亡；四，是拉齐尼为救孩子被冰湖吞没。此外，还有四次人物在生死关头获救的情景：a，少年拉齐尼被刘红军救下，b，战士王烈被拉齐尼从冰缝里拉出，c，刘红军的儿子刘朝固执地要重走父亲生前险路，高原反应严重几乎送命，d，校园里小男孩落入冰湖。这些场景的关联和重叠格外值得关注：首先，一和二、二和d，分别构成刘红军与拉齐尼的心理动因；其次，一和b的人物身体姿态高度相似，而结果相反；再次，二和c、三和c都突出了危险和选择的命题，这些都显现出一种叙事技法的自觉。故事是世界文化交流的“硬通货”，重视叙事才能提升通货的价值。

“路”的意象串起了上述情节、场景和命运。“路”是人物现实中极其重要的存在，又是新疆人民生活形态变迁的表征，还是中国道路从创业艰难终于到通途坦荡的隐喻。

如果说在欣赏大美新疆好故事的过程中，笔者也还有些不满足的话，叙述视角会是一个问题。在古老的叙事长诗里，那个讲故事的人往往决定了接收者与故事的距离。假如影片把拉齐尼本人设定为这个讲故事的人，那么讲述的起点或许从喀什大学开始更有分量感，那是他可以回溯家族历史和人生轨迹的一段安静时光，却又是他即将到来的人生终点，于是将出现一部属于拉齐尼的“我的大学”。假如是刘朝的视角，那么对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而言，作为一个从发达地区来到新疆的工程师，他先天带有今天所谓“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的状态，这反倒会更容易把那些对新疆并不了解的观众带入艺术情境，在沉浸的过程中慢慢放下原有的成见、误解乃至偏见，从而达到认同的效果。

叙事策略的现实主义定位，与影像的纪实美学追求在《花》中结合得相当自觉。不得不说，大美新疆的景物、景观，当地民族形貌特征，实在是新疆影像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和资源，本色即可上镜头。影片的影像，一类倾向于纪实，如牦牛在冰面上行进，战士用布条包裹牛蹄防滑，拉紧绳结时细小的冰霜弹起又被劲风吹散，这个镜头质感惊人。另一类是意象和符号层面的，如片头国境线上堆叠石块地标，顶端立起一块近似中国地图形状的石块，勒上“中国”。笔者向导演阿不力孜确证过，这块石头是特意挑出来了。还有一类，则是仪式和神话层面上的，如戍边士兵轮替时的宣誓，如护边员和战士们与“汗恰”的生死诀别。有必要提请注意，凡此种种，都有赖于摄影团队在极端条件下的全心创作，用光影、色彩、形状，把新疆的地理和物理转化为电影叙事里典型环境。

新疆的美，往往与险并存；而险，又给人类生存带来恶劣的条件。拉齐尼小妹妹坠崖一场，地形地貌的瑰奇，与孩子们于岩缝间匍匐前行的弱小身躯构成了惊心动魄的对比，悬崖下淹没小妹妹的河水，碧绿如翡翠，美则美矣，却何其残酷！这里多说一句：文明的命题就在自然与生存的矛盾中彰显了出来。从这角度再来看护边员，会意识到这个职业其实具备了承载和建构现代文明的功能，这些又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拉齐尼生前常说，“这辈子要一直做一名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永远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这是今天帕米尔高原雄鹰的庄严宣誓。

影片的音响、音乐，有效地加入了叙事和影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被重新编曲演绎，更富于民族音乐的风味，也更有现代音乐的情调。同时片中有多首新曲新歌，民族语言的吟唱让观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万方奏乐有于阗”的情景再次油然产生认同和感动。塔吉克族宝贵的乐器鹰笛，在影片里承担了多个重要功能。那对鹰笛取自鹰两翼的骨骼，它最早是巴依卡赠给刘红军，作为兄弟情谊的纽带；多年后双笛重聚，连结起子一代拉齐尼和刘朝的生活轨迹。随着拉齐尼的牺牲，鹰笛再次映入我们眼帘，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宏大主题的现实象征物。

在笔者看来，《花》的艺术观念，其实也有两翼，一边是现实主义的事迹，一边浪漫主义的颂歌。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出自天影厂艺术家团队的激情与气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这实在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然，同时也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在笔者看来，《花》的动人之处正在于那份来自新疆的浪漫，它会在你看到、听到的第一时间就带来震撼。笔者甚至忍不住向本片的编剧、导演、摄影等一众艺术家提出，希望他们下一部作品能更彻底地释放出他们的浪漫激情。

当然，艺术实践的道路方法还尽可以可以持续探讨和摸索，宣发反倒是切近可以做的工作。《花》的影像形态，其实特别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加以传播。甚至未收入正片的素材，相信其中也有千姿百态的新奇观，这些都可以开发应用。而一旦传播度达到一定数值，受众又会参与进来自发生产新的自媒体产品。至少，主创团队的几位艺术家都具备“自带流量”的潜质。

在2021年9月举办的“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新疆电影发展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指出，天影厂创作生产的电影是新中国人民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天影厂创作的影片观照现实生活，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与进步，天影人对创作精品的执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总结和传颂。的确，天影厂拥有得天独厚的电影资源，拥有贯通亚欧大陆的文化空间和舞台，拥有成建制的工业基础，艺术家团队则有着在今天格外宝贵的工匠气质。《花》的出现，让我们天影厂以及新疆电影的未来都充满期待。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