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女性世界——新时期女性导演群像”影展结束了，闭幕片是刘苗苗25岁时导演的第二部长片《马蹄声碎》，很巧，开幕片是彭小莲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女人的故事》，这两部电影都在1987年上映，都是讲女性的故事，一个是长征路上八个女红军追赶大部队，一个是三位农村女性进城做生意，显露出珍贵的女性视角和女性表达。

刘苗苗和彭小莲同是“第五代”女导演，1978级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彭小莲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刘苗苗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彭小莲的口述中，刘苗苗聪明得不得了，二人一起修改《我和我的同学们》剧本，彭小莲直言“功劳最大的就是她（指刘苗苗），她的思路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后来，彭小莲执导的这部处女作得了童牛奖、金鸡奖等多个奖项，卖了160个拷贝。之后，彭小莲邀请刘苗苗出演《女人的故事》中的女一号（我想是小凤吧），而那时年轻气盛的刘苗苗正要筹备她的新片《马蹄声碎》，因此错过，这个小趣事是在《马蹄声碎》映后连线刘苗苗导演才知道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的《马蹄声碎》是2K修复版，画质清晰，声音清亮，影片的实验性更加凸显出来。开头，出片名的时候，四个大黑体字撑满了整个银幕，气势强盛，这是部战争片，根据军旅作家江奇涛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当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而拍。但这又是一部另类的战争片，我们看不到惯常的激情满溢的英雄主义叙事，也看不到战士与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激烈厮杀，反而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的战争，是一场几乎没有血的战争，却异常真实、冷峻而残酷。

整体上讲，影片具有“第五代”电影的普遍特征，淡化情节，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散文化叙事，对白很少，影像造型意识突出，视听语言上别具匠心。刘苗苗在《从影生涯》的自述中坦言自己的导演意识是在拍《马蹄声碎》才真正开始的，23岁执导的处女作《远洋轶事》证明了自己当导演的能力，才有了拍摄这部影片的机会。全片有几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片头，牦牛奔跑、掠杀牦牛的镜头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长征经过蛮荒之地，也带来一种视觉上的粗犷风格；片中，落下的红军伤员被标上价格，成为集市上任人买卖的奴隶，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与主线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些场景与西部空镜头的插叙闲笔给影片带来了一种悲凉的基调；片末，少枝濒死前的主观镜头极具仪式感，一群藏民骑马飞奔而来、围观，影影绰绰的神秘光影中，女红军齐刷刷穿着蓝色军服齐步走，红领章、红领结、还有草鞋上的红绒球却异常醒目，一片蓝色中的一点红，这是少枝临终时的女性意识、革命理想，带着对生命的极度渴望，恍然入梦。

影片的另类还在于鲜明的女性化叙事，相对于“第五代”男导演醉心于民族寓言宏大叙事的构筑，刘苗苗却把镜头对准了被大部队抛弃的八个红军女战士，投入到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中。她也直言这部小说打动她的地方是写了女兵，而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她们差不多是被人遗忘的状态。这八位女红军的群像自然、生动，普普通通但个性突出，班长成熟稳重，“大脚”豪放简单，少枝内秀，隽芬爱美，小华子和幺妹则是娃娃军，聋大姐和另外一位女红军戏份较少，面目有点模糊。与以往女战士男性化的英雄叙事相比，这部影片反而要在战争环境中极力突显女性特质，比如班长提醒女同志要注意生理期卫生，虽然战争让女人慢慢异化为男人，成为男性军队的一份子，但在她们的心底还是保留着自珍的女性身份，尤其是隽芬，她的遗物是一条扎着红头绳的长辫子，这有着强烈的女性自我的性别指认情结。

影片主要展现了长征路上日常生活的场景，八个女红军在水边嬉戏，围着篝火唱歌、夜谈，谈的是自己的过往，还有对未来另一半的畅想，隽芬伤感地谈起父亲带着自己卖唱，曾经遇到的一个小情郎被国民党抓丁，死了；班长动情地谈起离家前和父亲吵了一架，家人都被反动派杀害了。这都是战争片中少见的女性私密情感经验表述，显露出曾经的心理创伤和对未来的企盼。尤其是影片开场少枝和陈团长之间暧昧不清的情感，露营之夜陈团长和少枝走到了一起，拥抱了一夜，在战争背景下谈爱情是奢侈的，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男女互相吸引的原始冲动，是彼此激发的情欲，这引起了隽芬的嫉妒，直至后来二人矛盾爆发。女性小团体里不仅有抱团取暖的温情和欢乐，也有微妙的小罅隙，性格、观念上的冲突和对立，影片并没有掩饰这些矛盾，而是如实展现，细腻传递，隽芬把少枝视为想象中的情敌，“大脚”瞧不起隽芬的娇媚气，在追赶大部队的途中还发生了班长易人的小情节，女红军目睹女同胞被强奸却未援手，这点上班长冯贵珍和队员发生了分歧，大家民主推举“大脚”当班长，后来，当“大脚”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又把“班长”还给了冯贵珍，达成了女性之间的和解。

另外，影片对死亡的描写客观而冷静，没有太多煽情，反而更显真实和残酷。陈团长被炸掉双腿，不愿拖累大部队而开枪自杀；隽芬和小华子看到岸边死掉的马匹，激动地想把它拉回去给姐妹们充饥，却无情地被急流冲走，消失得无声无息；过草地时，大自然环境极其艰苦恶劣，她们时时刻刻面对着饥饿、劳累、疾病的威胁，衣衫褴褛地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影片最令人感动的一幕是班长冯贵珍点名，带领大家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手印，以此证明八个女红军都是长征路上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前途生死未卜，她们带着赴死的心情按下这个手印，使得这个仪式化的场景异常悲壮，体现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我忽然联想到《狙击手》最后点名的一幕，当牺牲的战士们的名字一个个被喊出时，热泪盈眶。少枝倒下的瞬间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叫少枝！”不仅呼应了陈团长对自己名字的询问，也是对个体价值的体认。死亡带来一种绝望的气息，而活着也体现了一种超越极限的生命意志，八个女红军经常一起唱歌，就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当大部队撤离，班长用一张纸编了个善意的谎言，激励大家继续走下去；行军路上，“大脚”突然双脚麻木，班长鼓励她唱军歌，大家一起唱，她又可以走路了，闪现了精神胜利法的奇迹。最后八个女红军剩下五个，她们追赶上了大部队，凭着超强的意志和信念活了下来。

《马蹄声碎》在国内上映时只卖了7个拷贝，却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获得一致赞许。这种独特细致的战争片体现了普遍的人性、反战的情绪，没有高歌英雄主义，反而经历住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35年的岁月洗礼之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先锋和前卫。唯一感觉有点跳的是片中关于长征的三处文字说明，配以男声雄浑的独白，似乎把女红军的个体小世界打破了，而被强行拉回到一种宏大的集体主义的召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