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曾发布报告称，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当下中国，无论是教学设施、结构，还是教育质量，都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态势。而在20世纪初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教育”二字在当时如同天方夜谭。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投身了教育大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传记电影《平教之路》重回历史现场，展现了一代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无私奉献，以及平教运动对中国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深远影响。

立足“史传”传统

论及中国的传记电影，必须联系传记文学一起谈。历史学家汪荣祖曾对比分析了中西传记的叙事风格，认为“中土史传广而泛，惟能大题小做；泰西史传窄而密，宜可小题大做。东西之异，古已见之。”另外，中国传记文学一直有“史传合一”的传统，强调要完整描写人物的生平事迹、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中国传记电影受此影响，也重在聚焦人物所完成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所处的宏大时代背景，并在此中勾连出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影片《平教之路》也明显立足史传传统，以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轨迹为主要时间脉络，并尤为突出其在欧洲战场帮助中国劳工，以及在定县的平民教育活动。与此同时，平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地点、重点任务和各项成果也悉数得到呈现。

本身家境优渥的晏阳初在从美国名校毕业后，选择远赴欧洲战场，担任中国劳工的翻译。而当他身处战场才发现，劳工们完全是受骗而来，不仅生活环境堪忧，还饱受凌辱，且冒着战火担负起本不属于他们的任务，被视为草芥，没有人的尊严。看到同胞们的残酷处境，晏阳初决心帮助他们。可他的热心，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反而被认为是英军的傀儡。但他没有放弃努力，主动脱下西装，换成粗布衣服；耐心地为大家写信读信，以解人们的乡愁；不顾自身危险，多次找英军协商，维护同胞的利益。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晏阳初意识到，对同胞们来说，“授之以渔”比“授之以鱼”更为重要，而这个“渔”便是用知识改变人生的能力。他带领劳工们从最简单的文字学起，传递卫生健康的生活观念，短短几个月内，劳工们不仅得以娴熟运用基础汉字，还一起创办了《华工周报》，甚至能完成简单的英语对话，并改正了以往脏、乱、差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让英国人刮目相看。而这些探索也都为日后晏阳初终身推进的平教运动积累了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晏阳初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执意回国，因为他深信“中国人绝对不比任何人差”。而在当时的中国，战争频发导致民不聊生，晏阳初选择回国无疑面临着重重挑战，也正是在与时间、与动乱、与封建观念、与愚昧落后的赛跑中，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总体来看，《平教之路》的“史传”色彩十分浓厚，以20世纪中国和世界这一宏大的历史时空为背景，且始终将晏阳初为平民教育和农村建设的努力为主线，既突出了他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又强调了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

竹杖芒鞋轻胜马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饱受西方列强入侵，还经常发生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众多知识分子在艰难的环境中，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从《平教之路》回望历史可以发现，晏阳初主张的平民教育运动是极具前瞻性、实验性和先锋性的，但同样也是艰辛的，甚至只能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首先是人们意识转变之难。无论是战场上的华工，还是长沙和定县等地的村民们，他们都在晏阳初热心组织之初，全然无法理解学习识字以及养成卫生习惯的重要性，不少村民甚至有抵触情绪。推行平民教育时，他叮嘱教员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地与大家交流：首先要关心村民的生活状况，询问家中有什么待解决的难题，等到教员与村民的关系拉近后，再引导大家重视和接受教育。这一规划无疑是有效的，平教会在一次例行走访时，发现村民在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时，因为不识字而险遭欺骗。教员们即使遭到威胁，也仍然据理力争，保障村民权益，从而得到了村民们的信任。

其次是建立教育标准和模式之难。虽然晏阳初在欧洲战场上探索了确保华工完成基础教育的方法，但到了国内，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都更为复杂，如何因材施教并寓教于乐成为了关键。晏阳初首先进行了大量调研，参考了民众的认知水平和汉字历史，选定了1000个常用字，并编制了图文并茂的《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教材首先在长沙进行了扫盲试验，后又推行至烟台、杭州和武汉等地，吸引了广大民众积极参与。这一课本夯实了平教运动的根基，成为日后平民教育的必备工具。后又得到了如陶行知等教育家的调整和完善，是平民教育史甚至是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最不能忽视的，是教育环境的恶劣。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战乱之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平民教育的物质基础也很薄弱。能拥有破败的校舍已经是最好的办学条件，公会、庙宇、民房甚至户外，才是最常见的“教室”。历史记载，张学良曾了解到晏阳初教育事业的辛苦，赠予其一辆小汽车。影片也精准还原了这一史实，并通过更为直观和细腻的影像表现出晏阳初的人生观和教育观。苏轼曾作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晏阳初亦是如此，在几经推脱仍然不得不收下汽车后，他将其变卖作为平教运动的资金，自己却仍然穿着草鞋、骑着毛驴，乐此不疲地穿梭在田间地头。

典型的精神文化形式

传记学家杨正润认为：“传记是一种文化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文化形式。”传记电影也同样应具备这样的特征，因此，影片选择呈现的内容，及其叙述形式都十分关键。20世纪20年代的平教运动，主张“除文盲，作新民”，先以国民教育为重，后发展为乡村建设运动。《平教之路》紧扣这一主旨，其所抓取的都是晏阳初和平教运动中的代表性事件，尤其是晏阳初根据国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现象，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大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这一举措无疑是成功的，据资料记载，晏阳初的教育计划在长沙推行半年后，曾举办了一次测验，参与考试的1200人中，有960人达到了毕业资格，获得了由省长颁发的文凭。

影片当中，晏阳初始终念叨着“一定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这是他毕生的信念和动力。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星星之火，逐渐在祖国大地上燎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即使运动更难推行，还遭遇生命威胁，他也不愿退缩。实际上，晏阳初还将国内平民教育运动总结的经验推向了世界。他在考察了东南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后，开始以菲律宾为中心推广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菲律宾的教育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晏阳初也进一步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50多个国家输送了数千名乡村工作人才，且至今仍在运行，为国际教育和乡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彰显的，是晏阳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道德操守。影片结尾处，晏阳初逃过追杀，坐上了驶往远方的扁舟，他回头望向乡村，却不发一言，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晏阳初的理想、失落和对事业的坚定都跃然于银幕之上，老乡们对他“你就是天下的园丁和不老的先生”的称赞也在不断回响。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