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主旋律电影依然是当今中国电影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创作区间。

一、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简要梳理

中国电影自1905年的《定军山》诞生以来，第一代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电影人，诠释了什么叫做“影戏”，也诠释了影戏的教化功能作用。自此，中国电影的一大功能被定格：电影不仅是娱乐，不仅讲究商业性、艺术性，它还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劝恶扬善”，不得不说，这恐怕是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电影中的最早展现。

1920年代的旧中国，处于乱世。从电影创作者到电影接受者，都不再满足于“鸳鸯蝴蝶派”等武侠、神怪那些与现实社会极其边缘化的电影存在。这个时期，电影范畴内，展现出的正是承上启下的一派新态势。电影创作有了新的需求，它不再是仅满足于对电影商业化的主体追求，更不会止步于大众的封建教化的主体功能，电影是独立存在的“第七艺术”，它还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性功能意味。当“左翼文学”作家群体的建立成熟以后，“左翼电影”在1930年代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1932年，左翼电影人创办了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提出“现在的中国电影必定是被压迫民众的呼喊”。同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它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指导思想，给今后的电影创作提出了“和整个社会文化运动协力前进”的目标。自此，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领导，以创作尤以反帝反封建为主体目标的“左翼电影”就此彻底出现。

当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的时候，中国电影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变化，产生一系列与时代、历史精神相呼应的电影作品。1936年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国内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方面。1936年1月27日，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费穆、孙瑜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同年5月又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经过讨论指出电影工作者应该以电影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日斗争服务。自此，以反映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下的各种现实生活问题、号召大众团结御侮的展现民族危机的“国防电影”就此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在“十七年电影”时期，第三代导演为主创者的中国电影，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和展现作用。建国后的中国电影，从崇高的历史撰述层面，体现着新的历史认知，具体可以细化为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的讴歌、对共产党先进领导的颂扬和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歌颂三个主要方面。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经典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如《翠岗红旗》、《南征北战》、《红孩子》、《党的儿女》、《红色娘子军》、《南海潮》、《卫国保家》、《闪闪的红星》、《董存瑞》、《回民支队》等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通过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不难发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之路，显得愈发清晰可见。

二、从票房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需求

电影自诞生之初，就在电影艺术性、商业性、教化性等方面游离着。

中国主旋律电影，尤其是1930年-1949年的电影，呈现出明显的革命阵地的价值功能。而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电影”期间，中国电影出现了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营化的状况，体制下的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从制片、发行、放映，都是受到国家的分配而进行。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尤其是大陆电影，虽然有了很多优秀的、制作精良的电影出现，但是对于票房这一概念，老百姓貌似理解的还不够深刻，电影商业性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还不能很好地呈现在电影市场上。

曾几何时，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从艺术上、政治功能方面讲，虽然艺术技艺高超，在主流价值观方面有很好、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从商业票房角度看，并不占太多优势。时代在进步，电影的接受主体在变换，尤其当80后、90后、00后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票房的主力军之时，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制作、发行等一系列环节，必然需要考虑电影接受主体的需求和心理层面的认知变化。主旋律电影是否还能沿袭曾经的“英雄”式人物的高喊口号，是否还能枉顾受众意愿的“强加式”说教，是否还能老调常谈的“不够时尚”的表达，都是主旋律电影必须面对的问题和与时俱进的具体需求。

2009年《建国大业》的上映，除了主旋律电影的光环令人关注之外，其中的174位豪华明星演员阵容更是吸引眼球。作为当时的观众主体的70、80后们，看到这么多资深演员和明星们的强大表演阵容，不免成为了该电影票房的主力军。这部制作成本仅为3000万元的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上映仅仅半天，中影就宣布该电影的全国半日票房突破了1500万！最终，该电影以4.2亿票房领跑当年年度国产电影，并成为仅次于电影《2012》和《变形金刚2》的票房季军！自此，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属性也在追随着电影的艺术性，稳步前行。接下来，主旋律电影《风声》、《南京！南京！》、《十月围城》等，也都获取了不俗的票房收益。到了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依然走着《建国大业》成功的明星牌，客观地讲，这种操作观众很买账，该电影当年票房依然超过4亿人民币，位列当年票房第七的好成绩。《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为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取得优秀的电影票房成绩开了个好头，逐渐形成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性+商业性”几近完美的制作、运作模式。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合伙人》、《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你好，李焕英》、《金刚川》、《长津湖》等主旋律影片，既能够展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能从电影的投入、产出，制片成本、票房收益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可谓共赢的典型案例。从电影接受主体的角度而言，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00后，都十分认同近几年的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故事内容和制片方向，这种形式的主旋律电影，也早已打破传统红色主旋律电影的方式。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将电影的艺术性、商业性、娱乐性、大众性等属性融合，让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有了新的发展需求和新的创作道路。

结语：

以史为轴，以史论今，从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主旋律电影必然是中国电影中的重头戏。新时代，电影工作者如何能够让主旋律电影更接地气、更适应市场需要、更符合当代电影观众的审美口味，从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电影个性化和共性化、电影娱乐性和教化性等“二元论”的角度出发，探索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讲好中国故事，在新时期的电影之路上，走出一条更深邃的大道。

（王晶系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讲师，李梦洁系四川传媒学院戏剧演艺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