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回溯《讲话》发表8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厘清《讲话》与中国电影发展之关系，颇多启发和感受。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组织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大会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文艺发展要继承中国与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文艺遗产和优良的文艺传统。《讲话》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系统全面对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阐释和总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总方针，对80年来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可以说，人民性、民族性和包容性构成了《讲话》精神的重要内涵，三者分别对文艺的创作内容、思想内涵与创作方法三个层面提出要求，是引领80年来中国当代主流文艺思潮与文艺创作的旗帜。

《讲话》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发展的精神引领与理论基石。一代代中国电影人继承并发扬《讲话》精神，在创作内容方面，以现实生活为指引，塑造了一大批人民形象；在作品思想内涵方面，坚守人民立场，反映人民情感与时代诉求，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在创作方法方面，以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为主导，积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思想，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电影理论与创作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电影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电影团已经成立，吴印咸、袁牧之等一批电影人已经拍摄《延安和八路军》（1938）、《陕甘宁边区参议会》（1939）等纪录片。《讲话》发表后，延安电影团的电影工作者深受鼓舞，电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袁牧之、吴印咸、李肃等电影工作者摄制《南泥湾》（1942）、《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多部纪录片。摄影师吴印咸、徐肖冰等人于摄制影片的同时，还在陕甘宁边区和前线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共领袖人物、高级将领、根据地军民抗战业绩和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开始从延安向全国各地发展，先后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工学队、华北电影队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等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影”是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较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东影”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仅生产了大量新闻纪录片，还进行了最初的科教片、美术片、短故事片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电影文艺工作者用满腔的爱国热情，以现实主义为主基调，围绕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历程进行创作。在电影领域，以中国革命历史为原型的革命叙事与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表现对象的现实电影成为主流，具有深厚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的电影作品集中亮相。

首先，在人民性探索方面，战争场景、农村生活、工农兵各个职业身份鲜活的个体都在不同的电影作品中陆续登场，塑造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工农兵形象。《南征北战》（1952）、《柳堡的故事》（1958）、《李双双》（1962）、《英雄儿女》（1964）等一大批优秀影片的名字、台词和歌曲，早已深入人心，经久流传。

其次，在民族性探索方面，《林则徐》（1959）、《风暴》（1959）、《青春之歌》（1959）、《红色娘子军》（1961）等作品，在电影叙事方面向中国传统叙事经验取经，吸收与借鉴中国民间叙事艺术的传统，将叙事性、戏剧性和抒情性比较完美地融为一体，影片潜移默化地以情动人，对观众产生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

第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获得发展，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多民族形象频繁登上银幕，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人民性”与“民族性”内涵。围绕少数民族“解放”与“革命”的电影作品《芦笙恋歌》（1957）、《回民支队》（1959）、《农奴》（1963）与以“建设”为主题的《五朵金花》（1959）、《冰山上的来客》（1963）、《天山的红花》（1964）、《阿诗玛》（1964）等电影作品从不同方面展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岁月与幸福生活，少数民族的空间图谱与歌舞形式展现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形式与精神，成为展现新的国家形象及其浪漫情怀的又一理想空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改观，经济浪潮和现代性体验扑面而来。在文艺上，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无疑是《讲话》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二为”方针的提出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中国电影人深耕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养料，将表象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结合，现实真实与本质真实相结合，坚持用客观、真实、动态的眼光审视中华大地现实变化，在银幕上展现时代浪潮奔涌之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命运变化。

首先，在人民性探索方面，谢晋、张暖忻、谢飞、吴天明等一大批优秀电影工作者，在历史或现实的不同语境中讲述着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故事，用灵动、诗意的电影语言发掘中国人的真善美。人民主体性、普通人的生命力和精神历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表现的重点。《生活的颤音》（1979）、《小花》（1979）、《天云山传奇》（1981）、《湘女萧萧》（1988）、《本命年》（1990）等电影作品以新的视角与电影观念认识人、认识历史，致力于揭示人的个体尊严、价值、人性、人情的失落与吁求，反映生活之真、人性之善、人情和乡村之美。

其次，在民族性探索方面，中国西部电影成为重要的民族电影现象，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打开了窗口。中国西部电影是中国民族电影的代表和旗帜，是具有民族风范、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标志的中国电影。《人生》（1984）、《黄土地》（1984）、《野山》（1986）、《老井》（1986）、《红高粱》（1988）、《黄河谣》（1990）、《秋菊打官司》（1992）等作品在对西部传统文化、民俗风情进行大力开掘之际，也将改革开放的思想内蕴灌注其间，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西部地域气息。

步入新世纪，在产业化、娱乐化的商业电影浪潮中，在民族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电影创作兼容并蓄，在传统文化表达与类型化探索方面持续发力，电影表现对象更加多元，人民情感与时代诉求的表达更加深入。

首先，在人民性探索方面，更大范围、更广泛职业、更多不同年龄段的人物进入电影银幕空间，领袖、科学家、农民工、军人、警察、医生、律师、教师、媒体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种形象都可成为银幕表达对象。《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建国大业》（2009）、《风声》（2009）、《十月围城》（2009）、《唐山大地震》（2010）、《建党伟业》（2011）等电影作品回顾历史，记录时代，实现了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时代发展的记录与见证以及对当代英雄的讴歌与赞美，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反映了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实践和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和思想情感，弘扬了真善美，发挥了电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在民族性探索方面，《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风声》（2009）、《十月围城》（2009）、《龙门飞甲》（2011）、《武侠》（2011）、《一代宗师》（2012）等电影作品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探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与传播相互融合，在电影符号建构、电影人物塑造、电影情感表达方面自觉融入中国传统审美情感，为中国电影类型化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电影对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性。同时，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为中国形象塑造与中国文化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创造性地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弘扬并发展了《讲话》精神，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观点出发，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展望了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潮中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愿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

新时代中国电影在人民性方面继续探索，如《天将雄师》（2015）、《大唐玄奘》（2016）、《丝路英雄·云镝》（2016）、《功夫瑜伽》（2017）等电影作品将电影空间从中国延伸到丝路沿线国家，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创作资源，将西部众多壮美、奇崛、独特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电影人物成长历程相互结合，诠释了和平、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我不是药神》（2018）、《少年的你》（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0）、《守岛人》（2021）、《你好，李焕英》（2021）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聚焦现实社会中老百姓的欢乐和悲伤、痛苦和荣耀，将中国社会进步与个人生命历程相互结合，力促实现与观众的审美共情，不断传递正能量。

与此同时，在民族性探索方面，丝路题材电影有效继承和发展了电影叙事范式、进一步挖掘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实现丝路沿线各国文化共生共进的交流融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山河故人》（2015）、《路边野餐》（2015）、《长江图》（2016）、《撞死了一只羊》（2018）、《地久天长》（2019）等自觉承继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与意境建构的美学追求，将当代中国观众的审美诉求与艺术探索有效结合起来，成为新时代探索中国电影民族性发展道路的新力量。

回溯《讲话》发表80周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人民性、民族性和包容性成为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引，是贯穿于中国电影发展过程的主线。动态性观照、历时性梳理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对于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电影价值体系与美学体系建设，对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讲座教授，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