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6版）

陈犀禾（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电影理论研究》编委会主任）：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以人民为中心、以党为核心、以文艺工作者为主力，这一主体性的界定和阐释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党、人民、文艺工作者三者构成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共同体，他们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文艺的主体。

同时，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框架、达德利·安德鲁的“四因说”、电影作者论、文学接受理论等基础之上，虽然以主体作为出发点，但是对主体的立场（方法论）是客观（对象）化的。习近平文艺思想中，主体性不但是其逻辑起点，还是方法论，从方法论的角度也强调主体的能动性。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心中有人民，眼里有观众

文艺工作者不必高人一等，而是需要放下身段到人民群众中去，向民众学习，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电影作为最具大众性的艺术，应当在创作中与人民群众进行更加深入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真正有效地实现引导民众、反映时代精神、促进文化宣传的价值和功用，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艺术生命力。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与此形成历史性对话的关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关于艺术和人民的关系，我想从一部剧讲起。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龙江颂》拍成了电影，塑造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女主人公“江水英”成了家喻户晓的农民形象，其原型是葛隆县的一位女支部书记——周丽琴。《龙江颂》剧组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劳动中收获了最为生动和鲜活的艺术体验，真正把文艺“剧中人”和历史“剧作者”有机融为一个整体，也让知识份子和群众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在纪念《讲话》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学习《龙江颂》剧组的艺术精神，“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从工农兵实际生活出发，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

▶ 主题论坛（二）

   主持人：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丁亚平（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

“延安”的历史叙事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大叙事

“延安学派”的提出，是以“派别”为思考和切入角度，认为“延安”是构成新中国电影的多功能母题，既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具有“共同体”意义。通过考察1935年至1948年延安以电影家、摄影家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观照如袁牧之、吴印咸等一大批重要的影人及其实践，可知“延安”作为思想的母题、电影的元类型和源流，其重要性不逊于“五四”。

“延安”的历史叙事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大叙事；是新中国电影业蓝图的筹划者、开拓者；是新中国电影史长廊的典范；是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建设者。通过回溯历史视野下的“延安学派”，再次印证了文化是意识的承载者。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意识，重思“延安学派”的影响，对中国电影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创造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一流人民电影

《讲话》在三十年代以来“左联”的开拓尝试基础上正式宣告并开启了中国电影现代性人民电影道路。人民电影时代可划分为三个时段，即“通向社会主体形象的人民电影”、“反思与拓宽中的人民电影”和新时代“多维主体构型的人民电影”。这三个时段人民电影中的人民形象具有独特美学特点，如传奇式英雄形象、主人公-帮手模式、知识分子形象反思、流动生存中的怨羡情结以及其中的悲剧、正剧美学特色。现有人民电影需同时向着深度、广度、厚度、高度进军，依照世界电影强国的高标准，创造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一流人民电影。

尹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贯穿文艺工作80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在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鲜明革命性、战斗性、政治性的文艺指导意见。它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中“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80年。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艺术从人民生活中来同时也应该回到现实中去

艺术工作者应该有全局观，艺术工作不只是艺术本身，艺术从人民生活中来，同时也应该回到现实中去。这启示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同时应创建一个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电影的人民性———从观众到作者

首先是“内容的人民性”。因为电影是多级（或一级）多体艺术，所以电影的本体论特征使得它成为最典型的大众艺术，而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亦需要人民作为它的内容。其次是“观众的人民性”。以前苏联导演吉甘拍摄《女人》的教训，强调电影的人民性中的人民主要指的是观众。根据李渔在文学和戏剧之间做出的这种本体论区分，将电影视为文学有可能出现人民性问题，将电影视为戏剧就没有人民性的问题。还有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角度来看，资产家对大众艺术的人民性的异化，是不可能创造出符合人民的电影艺术。最后是“作者的人民性”。由于新技术将降低电影的技术门槛和资本门槛，人人都是电影人。因为人民作为电影的作者，所以会将电影的人民性往作者的人民性方向推进，如抖音、微电影，以及电影《蜻蜓之眼》等，都是凸出作者的人民性的电影实践。

康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新时代中国电影对人民的表达具有强烈的创新品格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五大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其中的立场问题，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其影响力是延续至今的。《讲话》所提及的“人民性”的内在特质也一以贯之于中国电影中。中国电影的指导思想、美学品格、表现主体、管理体制等等，都呈现出强烈的人民性。电影成为新中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路径。中国电影也成为构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媒介。新时代中国电影对人民的表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强烈的创新品格。具体表现在：一是关注具体的人；二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学院的电影学派的构建和新主流大片的探索，是构成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信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优秀多样电影的持续供给，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民性的有效落点。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电影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人民电影作为左翼电影与进步电影的历史转型和经典传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引导下，在国家电影的一致性话语体系里，人民电影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天空与大地的时空拓展，解放与憧憬的精神转变为特征的人民电影，横贯新中国建立以来多数电影的题材和类型。如《白毛女》通过主要针对身体、自然与历史的神话生产与消费，展现大地的劳绩与解放的欢愉，成就为中国电影史上革命年代的声色之娱，充满着单纯的智慧和朴素的浪漫，这样的美学传统与精神气质，直到今天仍然拥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 主题论坛（三）

   主持人：刘军（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

陈旭光（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以观众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

从电影受众角度出发，结合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对于“大众”的理解与时俱进，应该重新理解互联网时代下的电影主流观众，可将当下作为观众的“大众”群体大致区分为网民观众/游戏玩家/粉丝观众、青少年观众、女性观众、市民观众等四种样态。

我们要以观众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尽量去适应新型大众的接受需求，打造共同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并持守一种大众化、通俗化，而不一定是精英化、小众化，更不必是先锋性的新美学。

厉震林（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影学院院长、教授）：

构成了中国特色电影表演美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和竞争力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思想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国电影表演发展史。自三十年代“新兴电影运动”开始，电影表演成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关爱和指引，是中国电影表演发展的指路明灯，使电影表演美学不断从粗砺、打磨、闪光到精致，最终触及建立民族电影表演体系乃至构建中国电影表演学派话语体系的思想高度。从三十年代的电影表演开始触及世界等级，到四十年代中国特色的电影表演美学初显质感和基因、再到“十七年”所诞生的一系列经典形象，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对延安精神的接续与传承。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电影表演范式出现，形成了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竞相绽放，多元化表演风格对峙、补充和融合的繁荣局面。纵观中国电影表演的发展历程，党对电影表演事业的领导工作，构成了中国特色电影表演美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和竞争力。

周安华（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以“新真实观”锻造当代中国影视新标杆

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反对庸俗的政治化。讲话所倡导的“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拒绝闭门造车”，这就是一种现代文艺的新真实观。新真实观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根本，坚持影视的人民性，牢牢把握艺术真实的原则，追求立体多样的真实风格。新真实观强调对历史予以高度的尊重，对现实予以客观的描述，做到真实、真切和真情。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重大文艺奖项评选中，把真实性列为思想性以外最重要的评选标准之一，倡导人民影视的真实性价值。锻造优质当代中国影视任重而道远。

张阿利（西北大学教授、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构成了“延安讲话”的重要内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对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系统阐释，是80年来中国文艺发展的精神引领和理论基石。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构成了“延安讲话”的重要内涵，三者分别对电影的创作内容、思想内涵、创作方法三个层面提出了要求。中国电影在创作内容方面，以现实生活为指引，塑造了一大批“人民形象”；在思想内涵方面，坚守人民立场，反映人民情感与时代诉求，书写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为主导，积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电影理论与创作手法，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电影作品。“延安讲话精神”是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引，是贯穿中国电影发展道路的主线。

范志忠（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根植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探索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在100多年的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电影从传统文化和当下现实里探寻本土的想象资源，并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开放学习，既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探索，也时刻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而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道路。

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背景下，在全球化向“后全球化”急剧演变的态势下，中国电影创作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一动态结构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张力，既是历时性的发展，也是共时性的存在；既彼此冲突，又交织赋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中国电影唯有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东方之美，并始终坚守契合现代文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以类型化的叙事和工业化制作，方能够建构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美学。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部主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

“为谁写”、“怎么去写”是中国电影探索过程中仍需关注的问题

人民的艺术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创作既要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也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当前创作中存在“唯流量”的问题；轻喜剧过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较少；过度重视“人设”，忽略了人物生活的土壤；放大焦虑，缺少对精神世界的刻画以及“讨伐原生家庭”和拼贴式电影的跟风创作，其中症结在于远离了人民的生活，《讲话》中的两个问题“为谁写”、“怎么去写”是中国电影探索过程中仍需关注的问题。

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

观察生活、感受美好、回应期待

“讲话”实质上是想要解决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这两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重在能够再现一个生动的形象，这一形象需要是真实的、善意的、有希望的、具有进步性的。在面对文艺与人民这组关系时，重在彰显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应当把那些具有生活质感的普通人体现在我们的银幕上，这就要求创作者观察生活、感受美好，与普通人交朋友，同时要考虑到具体的观众，并让他们感受到银幕上的主人公对于精神需求的美好期待。

▶ 论坛总结：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应当关注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

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从四个维度为我们中国文艺道路做了指引。第一，指示了创作方向，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新时代，中国电影在《讲话》精神的引导下，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特色；第二，指出了文艺的表现领域，从内容表达、题材选择等方面，重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重视为中华文明进步和民族解放做出贡献的进步力量，关注改革开放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中的先进事迹和英模人物；第三，指引了创作方法，即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第四，指明了服务对象。文艺工作在当代中国就是服务国家需要、服务人民需求，中国的文艺工作不是孤芳自赏的，不是脱离人民的。中国电影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群众喜闻乐见、反映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

中国电影应当关注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记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为当代中国立下影像、感染时代观众、传承中华文化。真正代表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反映人民的精神需求、代表时代精神气质、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传承的作品，它们是民族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终服务于文化强国的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言摘要整理：郑睿、夏志伟、高美、孙天晨、张琳、丁明、吕培铭、杭星沂、严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