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相对于上两年的轰动热烈、新论迭出，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大年”，但热浪过后的波涛自有它斑斓的涟漪，平心而论的探求会有它独到的价值。正是在从容不迫、措置裕如和承先启后、持续拓进的基础上，该年度的理论批评努力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好自己的角色，与时俱进、自信自强、广开视听、深入开掘，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和成效。

◎  总结党领导电影的历史成就与经验， 赓续红色电影的血脉和传承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百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理论批评追踪的年度热点之一。诸多重要电影报刊都推出了专题或专栏，从各个历史阶段切入，分各种角度层面梳理，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和广泛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30年代介入电影创作生产之后，就发挥着推动和引领中国电影先进文化发展的作用，专家学者们的目光首先集中在党领导电影取得的成就上。周星、黄筱玥认为，党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可以用五个“新段落”来加以概括，即：20世纪30-40年代暗中推动进步电影发展的“新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新创建”，改革开放探索主旋律与多样化关系的“新时期”，面向世界展现中国电影的“新面貌”、市场化逐步成熟的“新世纪”，以及近年来进入中国电影学派、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平视世界电影自身创造的“新阶段”。王健就此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电影不仅承载了党和人民的革命理想，还培植了全民族的审美意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关键一环”。 可以说，前因后果，一脉相通，新时代中国电影取得的新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厚重的历史积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电影先进文化建设近百年，有探索和挫折，有寻觅和失误，更有成功和经验。这些成功饱含艰辛，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对于未来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王健认为，党在长期领导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形成了三个制胜法宝：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注重以人民为导向；二是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坚守民族文化本位，通过电影的民族化探索去丰富和强化“中国立场”；三是给予艺术家充分的创作自由，通过与时俱进的电影文化路线，充分保障电影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张宏则提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抒情、为民族抒怀”。 这些重要经验的总结凝练，及其对于“制胜法宝”、“思想精髓”、“人民导向”、“价值观引领”等新的概括表述，对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进电影强国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连的是对红色电影的投注。作为新中国电影特有的一个类型，数十年来红色电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对它的研究一直呈零星细碎的状态，借助建党100周年的契机，对红色电影的整合性系统性研究成为年度电影理论批评的又一个亮点陈犀禾、赵彬认为，红色电影以新中国为核心价值，通过“国家叙事”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廖立胜、李尉清主张，红色电影是以党的艰苦奋斗历程和伟大英雄人物为题材，反映和弘扬党的伟大精神的电影。它通过纵向演绎与横向编织、历史叙事与人物细描、谱系建构与价值传递等手法在银幕上全景展现雄伟壮阔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些观念的碰撞，并不归于一尊，百家争鸣，各持己见，凸现了理论的开放、活跃和生气。

红色电影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佳琳认为：“从‘左翼电影’到‘进步电影’，从‘新中国电影’到‘主旋律电影’，及至当下的‘新主流电影’, 红色基因从未断绝。”刘金祥概述，“它孕育于革命年代，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彰显出不同的时代价值。”比如，在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红色电影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就经历过几次明显转变，但无论如何变化，红色文化所涵纳的奋斗精神一直通过电影实现着传承接力。王筱卉、刘佳欣指出，“红色电影一直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忠实记录者。与此同时，它也不断地在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影像符号等方面取得发展与进步。”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种题材成为主流；20世纪70至90年代，红色电影的大众传媒属性开始凸显；进入21世纪，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新世纪红色电影的主要特征。廖立胜、李尉清强调，红色电影的镜像和载体可能千变万化，但是传递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和价值理念，赓续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始终是红色电影不曾断裂的主线索，“爱国、奋斗、奉献、团结一直是红色电影的主题词”。 评论者对此高度认同：形容“顺变”，精神“守恒”，这正是红色电影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内在缘由。

总结经验的意义更多是为了推动新的发展，周星强调，红色电影显然就是中国价值观的体现，它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话语权的体现，因此，未来红色电影应该自觉成为国家文化形象和社会制度、政体制度以及价值观投射的对象。何晓清则明确从三个方面对红色电影的走向进行谋划：一是坚持国家话语，二是双重话语融合，三是多元话语并存，以不断提升红色电影的视野和品质。 马圣楠则提出方法论的组合，在她看来，红色电影的落点往往是历史题材的演绎。历史的重新演绎，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并非“复古”，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生活，将中华美学精神的方法论运用于红色电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不仅给红色电影创作带来新的创意，而且为之注入了新的要素和意蕴。

◎  让批评重回现场，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如何校正方位、放下身段，积极有为、形而下地参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中来，成为业界多年的一种祈求和呼唤，也成为学界一种真诚的期许和夙愿。毫无疑问，对于理论和批评来说，前者是先导，是前端，需要“顶天”；但后者是主业，是实操，需要落地。形而上与形而下从来不是对立的，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理论和批评才能琴瑟同谐、比翼双飞。本年度的理论批评于此幡然有悟，竭力从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中走出来，从学院和本体本位中走出来，落地作者，聚焦作品，走进观众，面目为之一新，称其为电影理论批评的“拐点”兴许也不为过。

在此过程中，多家主流媒体、专业媒体和学术期刊开设电影批评与评论专栏，这些评论均由专家操作，鞭辟入里，衔接市场，力求抢占先机，引领评说。一是目光四射，全面出击。从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五一档的《悬崖之上》、《你的婚礼》，七一档的《1921》、《革命者》，到暑期档的《中国医生》、《白蛇2:青蛇劫起》，国庆档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年末的《穿过寒冬拥抱你》、《跨过鸭绿江》等，几乎年内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都被纳入了论家热搜的范畴。据知网的统计，年度刊发《刺杀小说家》的评论接近百篇，《你好，李焕英》的评论超过150篇，《长津湖》的评论则将近300篇。更有一些重要作品评论，与作品公映同步，甚至赶在了前头，牢牢占据舆论导向的中心位置，理论批评的敏锐、时效、用心和尽责由此可见一斑。与奋勇当先比肩的是，评论的视野开阔、目光四射、精彩纷呈。以《刺杀小说家》的批评为例，除了对内容创意的主旨评说，既有对小说到电影转码、游戏叙事与社会想象的探求，也有对叙事思维与视听节奏感、高概念电影文学化实验的研究，还有对数字化工业流程、后现代语境下影像狂欢的切磋，对影像重组与影游融合、奇幻世界和现实世界双向重构的推介，这就使评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而是通过品评解析传达出对于电影发展新的认知，在注重影像艺术层级探讨的同时，将目光导入关于工业、科技、媒介、消费等更宽泛的层面，引向中国电影未来的品质发展。自然，在延伸和扩张作品旨趣的过程中，批评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得到了确认。

二是深入开掘，共情共鸣。每一部电影作品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理论批评的功能当然不仅在于细致入微地揭示影像本身的蕴含，更在于通过场景、画面、叙事和人物等的解析开掘，揭示出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体感和温度，提炼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审美价值观和审美心智成果，并有效实现与广大观众群体的精神对接。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是衡量一个时期理论批评文史价值的主要标准，也是批评家们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本年度的电影理论批评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力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进入，开掘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影像世界的真谛和艺术的矢量。以《你好，李焕英》为例，原本是一部根据小品改编，表现母女感情的平常作品，它的“出圈”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论者们分别从共情传播分析、大众心理特点、喜剧元素打造、明星IP效应、记忆点打造等角度进入，或指出影片之所以打动大众，隐含作者与穿越剧回旋跨层的巧妙结合以及对整体节奏的合理掌控，营造出笑中带泪的效果；或指出影片不仅因为精彩的反转剧情和爆笑的喜剧元素，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亲情内核成功触动观众心弦、引发情感共鸣；或指出影片直面女性生存境遇，呈现了女性通过创造（而非成功学）来对抗存在、从母爱的消极体验转化为创造爱的积极体验的过程，超越了一般的小品集锦。在此基础上，评家们认定该片成为当前电影行业的一股清流，带出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潜在群众市场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相关类型题材电影提供了发展可行性思路，也引发了当代社会关于人伦亲情又一次深入的反思，引发观众对于母爱、女性生命力及创造力的思考。这些切中肯綮的评论，或许早已超出单一作品本身，甚至超出电影艺术行业，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正常建构和发展路径都提供了参照和反思。

三是守正创新，立破并举。本年度，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正确导向，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这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文艺评论史上还很少见，可见高层领导和主管部门对于文艺批评的关注和重视。电影理论批评应运而生、积极响应，并结合电影具体作品创作和电影现象发声发力，守正创新，立破并举，发挥了主动有为、建构引领的作用。

在“立”的方面，理论批评紧紧把握创作导向，及时到位地推介优秀作品，大张旗鼓地宣传重点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注入自身的智慧和能量。单就中国影协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牵头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就达数十场。影片专题研讨会这一批评形式在本年度浴火重生，频繁登场，彰显了优良传统的发扬和理论批评的自省与自重。

在“破”的方面，针对“饭圈”文化、“唯流量论”、“明星偶像”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理论批评积极发声表态，明确宣示自己的态度。多家报刊杂志共计刊发近百篇重头文章，果断出手，频频亮剑。张宏还提出，作为电影工作者需要吸取这些事件的教训，自省自律、防微杜渐，并围绕治理业界的违法失德现象，有的放矢地提出“提高思想认识，做好学习宣传，主动发声扬剑，加强示范引领，完善管理机制”等五条原则建议。陆绍阳则相应提出“五股力量的合力”，即监管部门的监管力，相关平台的约束力，电影工作者的自律力，粉丝群体的自制力，批评家的批判力。这些及时客观真切、明晰坚毅笃定的认识，特别是自觉置身其中、主动有所作为的鲜明态度，集中代表和反映了理论批评在大是大非上的责任意识和集体意志。

◎  扭住关键的共性命题，锲而不舍地开掘深化

理论批评的深化常常需要共时和历时的耦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紧紧扣准一些重大的关键的共性的命题锲而不舍，诸如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电影IP再造、想象力消费等，在本年度无一不是得到足量的关注。这种持续的拓展研究，体现了理论的韧性，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入。本年度有两个指向尤当关注：

一是电影共同体美学研究。电影共同体美学研究自2019年经饶曙光、张卫提出后，2020年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重头研究文章近20篇。2021年的研究势头不减，数量超过了上一年。

研究的视野持续扩展。在已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本年度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拓宽。作为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创导者，饶曙光共发表了8篇文章（包括合作）。这些成果有的从年度电影创作的实际出发，有的从理念、路径和价值入手，有的从实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进入，有的着重解析亚洲电影、戏曲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的细致剖判电影伦理叙事和电影新“基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包罗万象，视野极为开阔。同样，张经武探讨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及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吴诗琪研究“反再现”美学与影像共同体重构，孟君、郭雪瑶关注“科幻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实践”，李建强青睐“电影共同体美学建构的心理学进路”，刘香呈着力“电影工业美学与共同体美学的合力”，周星、张黎歆则从“当代中国电影三个前沿理论构架的评述”入手……跨疆越界、无拘无缚，视野早已超出约定俗成的范畴，而进入研究可能覆盖的各个层面和领域，显示了理论的强大牵引力和生命力。

（下转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