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5版）

研究的深度不断掘进。上一年的共同体美学研究，较多关注概念、范畴、价值和意义，就“电影谈电影”的居多，本年度的研究更多“跳出电影看电影”。也就是说，常规的一般化的阐释少了，纵横交错鞭辟向里的探讨多了。理论交锋和学术思辨的渗透，不仅使立论更为扎实，而且对实践的辐射和反馈也力显张力。本年度得到市场热烈反响的优秀影片，几乎都是共同体美学的绝佳案例。正如饶曙光所言：“共同体美学是发展的美学，要追踪和对接电影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实现科技赋能；共同体美学是追求双赢、多赢和共赢的美学，要建成共同利益观、整体利益观，追求整体发展；共同体美学是面向未来的美学，要立足中国、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要对中国电影新力量不断地崛起来助力；共同体美学是面向世界的美学，要与世界电影的发展融通融合，在东西方的平衡当中寻找到更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力量；共同体美学是也是大家共建和共享的美学，大家都要以满足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为最终目的，这是电影的宿命，也是电影的神圣使命。”

二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发展研究。2021年，中国电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疫情背景下，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观，但需要看到的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已进入第三年的新冠疫情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电影产业仍面临着全新和艰难的挑战。如何审时度势，保持定力，持续推动和保障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电影和理论批评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两次集中研讨值得一提：一次是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影视业发展研讨会”，一次是由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当代电影》杂志社举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再生产：中国电影的新主流化探索与发展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发展”的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形成了诸多共识。

在内容上，金丹元提出，“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主流文化出现了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切合现实的怀旧情绪等新导向。在这种导向下，会出现新的内容生成。王一帆认为，“后疫情”时代的主流电影需要脱离宣传走向现实，通过对疫情中普通人的动人故事、平凡生活中英雄主义的礼赞，对逐渐遗忘历史的再正名，展开以文学艺术为载体的审美探索。陈旭光提出，鉴于疫情带给人们心理、生活、观念上巨大变化，疫后影视产品应致力于生产能够满足受众“梦幻”、超验想象、游戏娱乐、心灵抚慰等功能的作品，这种想象力消费有很大的心理需求和文化，也可以丰富中国电影的类型样式和美学形态。林玮认为，相对于强调信息技术建设，恢复电影的公共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电影文化建设的一个维度，借此与社会和观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策略上，专家们建议“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加强总体部署，赋能电影产业，重新审视当下的影视语境，推动产业升级。郭岩雪提出，由于疫情防控已趋常态化，需要长期与疫情共存和斗争，在此背景下，电影的相关生产、制作、发行、传播以及更深层次的相关法律、体系、运营机制等，都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布局。白林淼、王薏则提出，除了对电影内容的精心打磨，业界需要加强对流媒体的开发，以此顺应线上线下结合放映的潮流，探索电影传播的全新模式，扩张电影的影响力。确实，产业升级换代的趋势不可逆，持续的疫情大大加速了这种变化。有没有这种战略意识和底线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电影的生死存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疫情”是对中国电影的一次考验，也是中国电影后来居上、凤凰涅槃的一次机遇。

当然，2021年度电影理论批评的赓续拓展远不止如上所列，如张卫的“工业模块系列”、贾磊磊的“电影伦理选择”、李道新的“电影整体思维观”、王海洲的“电影价值表达”、孙承建的“电影身份危机”、陈犀禾的“红色电影国家叙事”、聂欣如的“认知语言阐释”、刘海波的“人民美学”、万传法的“元叙事”、杨晓林的“回环式结构”、黄望莉的“再疆域化”、郭建全的“后电影趋势”、陶赋雯的“后记忆影像”、陈林侠的“经典化反思”、陈家洋的“算法文化”、盘剑的“动画媒介转向”、范志忠的“电影产业集群化”研究等。

◎  把自身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积极回应时代诉求

2021年，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复苏发展，新主流电影创作成果丰硕，银幕数量超过8万块，全年总票房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与此相连，国家电影局发布《“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特别是年底召开了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时不我待，积极回应社会和艺术发展的诉求，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姿态，把自身政治思想、能力水平建设作为抓手，申明主体立场，打造话语体系，铸就自身品质，形成了本年度自身发展建设中的重头戏。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仲呈祥呼吁，在新媒体时代下，评论的宗旨和信仰不能变。钟大丰强调，影评必须坚持人文思想、坚持影评人的独立性，但又要谨防自我权威化。吴冠平则直言，影评是观众的向导，自身的素养在电影评论活动中尤为重要。2021年8月初，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后，中国影协即召开“电影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强调“弘扬清风正气 追求德艺双馨”。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高校影视评论学会及全国各地各级影评组织迅速组织学习讨论，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力求把责任落到实处。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策划了“审美与向善：戏剧与影视学名师大讲堂”系列讲座，2021年上半年举办22讲，下半年开办18讲，广邀重要专家名师线上开讲，执著于有信仰、有情怀、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追求，为理论批评建设鸣锣开道，成为本年度一道靓丽的学界风景。同样，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美学年会、史学年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举办的“影视大讲堂”等，高品位、高质量、高频率，也在业界和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发挥镜子、良药作用，当好“排头兵”。电影批评既是电影创作的一面镜子，也是产业健康生长的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锚定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的远景目标，本年度的电影理论批评横枪立马，主动出击，围绕一些紧迫性和关键性的课题，更积极地发声，更实在地向导，起到了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比如推进电影精品。自年初全国电影工作会再次提出“坚守价值底线，弘扬传播正能量, 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品牌”的方向要求后，多家媒体和学术期刊都及时发表专题文章，从理论上予以有力支撑。吴晓钟指出，精品电影往往都是口碑佳作，其精神内涵在于强化中国故事的主体性表达，必须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定位，同时也要引导观众欣赏精品电影，培育欣赏多类型精品电影的观众群体。显然，相对于过往只关注创作一头，现在也把目光投向受众，这在认知上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举办的“致敬红色经典·奋进伟大时代”电影精品创作专家研讨会，则把艺术家、评论家、企业家拢在一起找症结、谋对策。章柏青建议，要在整体上将思想、文化、艺术联动到精品电影中，在思想文化意识上有探索、电影塑造上有技巧、电影史上有创新。李建强强调，打造电影精品，一定要善于创造各种新的想象力消费点，打造电影精品创新的增长点。黄群飞提出，精品的创作也要尊重市场规律，要把握宣传放映主阵地。参与创作《长津湖》的赵宁宇认为，精品创作要把“道路自信”和“国家格局”统一起来，将历史性与时代性融为一体。出品过《夏洛特烦恼》的刘洪涛提出，做电影精品必须沉下心来，弘扬工匠精神。作为《战狼2》发行方的讲武生则呼吁，未来的精品创作一定要注重观众的现实触感，触摸到观众和时代的痛点。这些来自一线的切肤认识，汇聚了电影精品多年的创制经验，也指明了电影未来的精进之路。再如，头部电影近年来驰骋疆场，领导、业界和观众均交口赞誉、期盼有加。但理论批评界始终抱有清醒头脑。尹鸿强调，如何让中国电影有“高原”也有“高峰”、有主旋律也有多样化，考验和影响着我们是否能够实现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种理论的清醒，观念的解构，对于创作和生产至关重要。

近年来，重视自身建设一直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一个着力点，电影理论批评的地位和价值当然不是天赋神授、凭空而来的，而是艰难玉成、日积月累的。为此，本年度围绕自身理论批评更为看重和专注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业性。专业性不但表现在专业精神，而且体现为专业表达。王一川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影评需要融入专业品格，回到传统，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电影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更新，还要考虑全球化与本土化语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这两组要素，淬炼专业品格。章柏青提出，新媒体时代的影评要继续突破以往政治性评论、社会性评论的窠臼，坚持艺术性评论，搭建起更加完整、系统的电影评论观。陆红实强调进入新媒体时代，影评要通过重新认识专业影评的价值，以专业身份、立场、精神打造品牌，重塑专业影评的引领性。康伟认为，需要从专业性、作者性和在场性三个方面协调、融合，打通新媒体与专业影评这一矛盾关系。皇甫宜川则提出，专业影评所呈现的专业性，至少包括历史的眼光、全球化的当代视野，以及未来角度下的回望和审视等方面。专业性如此受到青睐，是理论批评的新的觉醒，也是自我认识达到的新的高度。

二是实践性。丁亚平提出，将新时代的立场和影视评论新趋势相结合，应作为推动创新发展影视评论的共同使命和重要遵循，坚持影视评论与影视创作共生，真正和新时代以来的观念变革相携而行，积极释放现实阐释力，才能使影评获得更大的历史纵深与普遍性的视野。

三是超越性。张斌提出：高质量的影视评论需要评论者将作品和现象置于艺术、文化、社会的多元维度中加以考察，发现和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也就是说，需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比较视野，形成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超越性。胡智锋将这种超越性具化为：人文性、专业性和社会性，认为唯有牢牢把握这三把“标尺”，才能引领影视艺术创作向着更好的气象迈进。张颐武则强调，第一要抓住大议题，第二要关注新问题，第三要聚焦真问题。尹鸿更明确提出了“超越现象、超越现实、超越纸媒”的三大标高。言简意赅，方向明确，分量很足，为理论批评的攀升提出了可以实际对标的行动纲领。

在笔者看来，专业性是基础，实践性是标志，超越性是目标。正是在过往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积累和沉淀中，中国电影理论批评逐渐走向成熟。

◎  揭櫫和迎接“元宇宙”，谋划电影新的跨越发展

2021年被称作“元宇宙”元年，随着国内外各大科技公司纷纷布局和加码赛道，与“元宇宙”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诸如人工智能、区块链、VR、AR，以及计算机网络、人机融合智能等进一步引发全社会关注。电影理论批评界敏感地意识到，“元宇宙”将对电影艺术的未来发展和产业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并当仁不让地将其纳入自己观照的范畴，重点探讨如下：

一是元宇宙与元电影。在论家看来，“元电影”是指关于电影的电影，包括所有以电影为内容、关涉电影的电影，以及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涉各种电影文本或者反射电影自身制作过程的电影都在元电影之列。也就是说，元电影将电影自身作为对象，“标示了一个内指性的、本体意识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射的电影世界，包含着对电影艺术自身形式和构成规则的审视。”更有论家进一步指出，“思考‘电影还能怎么样’或许比追问‘电影是什么’更能贴近元电影的精神内核”。而“元宇宙”则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信息空间中，真实与虚拟之间不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差异，新形式的人机交互将对几乎所有的生活问题产生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它一方面基于人机社会交互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与各种算法；另一方面，形塑人机智能融合的新型网络社会，进而成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元宇宙这个“想象共同体”将不仅是现实宇宙在互联网上的拟真再现，也可以融合现实和虚拟，甚至可以超越数字疆界，达成现实宇宙与虚拟宇宙互动合一。如果说“元电影”主要是“内卷”的，是“就电影论电影”，更多是“技艺性”的；那么“元宇宙”主要是“外向”的，是“跳出影像看影像”，更多是“全景性”的。但殊途同归的是，这些新思想、新概念的萌生，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创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超越性，对于电影艺术未来的发展功莫大焉。

二是元宇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喻国明、耿晓梦认为，支撑元宇宙的有六大支柱，包括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它不是某一项或是某几项技术的简单相加，而是从互联网发展终极形态的意义上，定义了今天技术迭代和产业的发展方向。王超在“拿来”的基础上提出，元宇宙将可能是内容的下一代载体，彻底把“观看”变成“参与”，用户在体验内容的同时也将创造内容。电影行业应当持续关注元宇宙发展趋势，充分预判影视内容未来在产品形态、数据资产、场景元素、社交媒介、交感作用等方面的潜质，整体规划、系统布局内容创作，建立分享平台，服务用户创作。董未名则结合具体创作提出，电影可以集中展示元宇宙中某个世界的某个精华内容，吸引用户前往虚拟世界空间游玩，还可以作为场景交互的元素，结合VR/AR/MR技术重新设计现实场景，为内容和形式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孙承建认为，借助元宇宙观念和技术，无论是运动捕捉，还是三维生成；无论是物数据化，还是数据物化，运动影像的成像方式，都可以通过数字构成的数据流所建构。 这也就意味着，元宇宙将改变影像艺术的形态和面貌。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内容的载体和叙事艺术已经在不断融合革新，用户在追求更实时、更沉浸、可触及、可互动的高质量内容，适时此刻，“元宇宙”的骤然而起将成为一贴催化剂。

三是元宇宙的走向与前瞻。自然，论家们对于“元宇宙”生态和趋向是颇为清醒的。王超指出，元宇宙实现体验的变革主要通过三个层面：一是硬件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二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人的虚拟数字身份；三是支撑元宇宙运行的价值系统。由此给电影带来四大功能：1.内容高质量、多元化、可拓展；2.作为数字资产；3.作为场景交互的元素；4.作为连接用户的纽带。他冷静地提出，元宇宙的成熟可能还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当下还需重点推进：一是保障内容知识产权，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全过程版权。二是推动用户主动创作、协作，在硬件设备升级的同时推动用户更亲密地融合。三是建设线上内容生产平台，直接参与游戏和其他内容的创作。喻国明、耿晓梦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元宇宙作为生态级、系统性的技术创新总和，还需要在多个技术向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在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面对已逐渐显现的未来媒介化社会蓝图，必须提前布局”。张鹤炀则更进一步，认为交互技术、游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电影关联最为密切，要着重从电影的生产观看方式、场景塑造、交互背景下基础程序驱动等角度来寻找元宇宙技术下未来电影的意义地图，实现电影在人与外部环境交互过程中的构建。同样或者更值得重视的是，徐建华从反向提出：在沉浸于元宇宙带来机会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某些危机，意识到元宇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对人的身体、精神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姜宇辉则具体提出，谨防对“元宇宙”的“连续性迷执”和“游戏化迷执”。鉴于过往学界有过理念认识“一边倒”的不少教训，这种未雨绸缪的告诫，尤为值得珍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原文发表于《电影新作》，编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