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得知记者要采访黄准,半个月来,原上海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葛燕萍一直和黄准保持电话和微信联系,问候她的身体、生活状况,慢慢帮她回忆20年前那次延安采风之行。第二天就是5月20日,葛燕萍告诉她,这是个特别的日子,代表“我爱你”。97岁高龄的黄准听完咯咯笑了,她拿出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我来自延安,我爱延安!”
鲁艺最小的学员,冼星海的学生
很多人看到黄准这个名字,都以为她是一位男性,为此还闹出过不少笑话。1950年初,她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小猫钓鱼》作曲,撰写的插曲《劳动最光荣》传唱大江南北,常会收到热心观众来信。大家望文思义,都以叔叔、伯伯、先生相称,还有小观众喊她“黄准爷爷”。
其实,黄准本名叫黄雨香。她回忆,自己出生那天正下着小雨,后院嫩绿的树叶散发出阵阵清香,所以父亲给她取名“雨香”。但童年的波折与苦涩,让她不喜欢雨香这个名字。
12岁那年,终于逃出国民党铁窗的黄准决心“到延安去”。为了迎接新生活,她通过翻字典的方式给自己重新取名,最终选中了“准”——这个略带阳刚之气的名字。后来,黄准为《红色娘子军》创作了气势恢宏的电影音乐,别人也把她想象成一位高大、魁梧、豪爽的男人,每每到碰面时,人们才惊呼——不知木兰是女郎。
当年,黄准像一个“邮包”似的,被送到延安,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成为当时鲁艺最小的学员。她先在戏剧系学习,后转入音乐系,成为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
1942年3月,黄准被批准入党,因为年龄关系,预备期超过两年,直到满18岁才正式成为党员。“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她在自传中回忆,那是在鲁艺的一间小平房内,单独为她一个人举行的宣誓仪式。
墙上悬挂着党旗,黄准面对党旗,郑重地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庄严地宣读入党誓词。“我心里在唱,党啊党,我追随你那么多年,历尽千辛万苦,今天终于真正投入你的怀抱。”
1950年,黄准在创作影片《新儿女英雄传》的音乐时,发现其中有一场入党仪式的戏,情景几乎和她入党时完全相同。她就把自己当年的亲身体会写了进去,旋律抒情而优美,优美中更有些崇高。
1944年,黄准和同在鲁艺就读的吴梦滨结婚,之后一同被调出鲁艺,当时这对黄准的打击很大。“鲁艺是我生活了六年之久的地方,我已经把鲁艺当成了我的家。”抗战胜利之后,黄准跟随吴梦滨离开延安,辗转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左翼影人袁牧之、陈波儿的邀请下,为电影《留下打老蒋》作曲,这部处女作让她从此走上了电影音乐创作的道路。
1951年,黄准随吴梦滨调入上海,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之后不久,两人因感情不和而离婚。所幸,黄准在上海认识了画家吕蒙,两人琴瑟和鸣,成为眷侣。一直到1996年8月15日,吕蒙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吕蒙画展”前夕病逝,那一天是黄准最悲痛的日子。
如今年纪大了,黄准需要外界的一些刺激,比如一张照片,一段文字,一点点去唤起散落的记忆。但任岁月再长,有些东西她是总也忘不掉的,比如《娘子军连歌》。得知记者想请黄准再唱一遍这首歌,陪护的李阿姨特意拍了视频,“我们事先没有排练过,和她说了,她立刻便唱出来了。”“因为我就是红色娘子军呀。”黄准笑着说。
当年,《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和作曲黄准成为上影厂批准的第一批人员,踏上去海南岛的旅途,这样的组合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曲人员总是在摄制组正式成立后才参加。在海南,黄准观看了琼剧《红色娘子军》,体验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快进入创作状态。等摄制组成立后,她又在选外景阶段破例跟了过去,一边跟着看景,一边收集音乐素材。
摄制组正式成立后,黄准和其他摄制组成员生活在一起。她常到现场去看拍戏,听谢晋给演员说戏,每每被戏中的气氛所感染,尤其是在看了王心刚饰演的洪常青被捕写“降书”,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等场面时,她脑海里已经有音乐节奏出现。
《娘子军连歌》是《红色娘子军》的点睛之笔。为了创作这首歌,黄准和谢晋还发生过不小的争执。开始,他们打算找一首现成的连歌使用,但多方寻找都失望而回。于是,黄准打算自己来写,但其他人还是更倾向于找现成的。
“我坚持要自己写,而且保证能写好!”黄准急了,她在海南下生活、采风已久,心里其实已经有作品雏形:一首有海南风味的、表现底层受压迫要反抗妇女的进行曲,“这样的一首歌,必须由我自己来写,要找现成的,根本不可能。”等她写出第一段初稿后,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黄准坦言,《娘子军连歌》是自己最满意的一首作品。以前,每听到台上有人演唱这首歌,她心跳就会加快,觉得振奋不已。她很赞同谢晋说的“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如今,她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场合、多少人唱过这首歌了,甚至忘了当年的激动心情,但她相信,这首歌还会一直唱下去。
“谢晋导演是您合作最愉快、最顺畅的导演吗?”“可以这么说。”记者试着跟她列举与谢晋合作的作品,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春苗》、《牧马人》……“别忘了,还有《女篮5号》。”黄准记得清清楚楚。
1953年,还在美影厂工作的黄准突然接到张骏祥导演《淮上人家》摄制组的调令,要她担任这部电影的作曲。尽管这次创作让她感到惶恐和压力,但最终也让她留在了梦寐以求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直到1987年离休。
在上影厂的几十年里,黄准完成了《秋翁遇仙记》、《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牧马人》、《家》、《燎原》、《青春万岁》、《最后的选择》、《滴水观音》、《二十年以后再相会》等一部部电影的作曲,合作导演包括顾而已、吴永刚、谢晋,以及后来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石晓华、宋崇等。鲜为人知的是,黄准还曾为戏曲故事片《桐花泪》配乐,尽管影片中已经有不少戏曲唱腔,但全片的音乐分量仍不少于一部故事片。
1986年,黄准在《戏曲片音乐创作谈》中写道,“对于越剧音乐我并不陌生,廿多年前我曾为描写越剧伶人命运的《舞台姐妹》作过曲,这次通过前期唱腔的录音工作,使我又有机会进一步地研究了越剧的音调,它丰富的旋律,优美的曲调是创作的宝贵资源。”
“最亲”吕其明,“最忆”是秦怡
在上影作曲组,黄准和吕其明的关系比较密切。黄准认为,他们这一代中,最年轻也最有成就的就是吕其明。吕其明比她小四岁,黄准亲切地管他叫“小老弟”。上世纪50年代,她曾和吕其明、肖珩合作完成过《钢花遍地开》。离休后,两人也常会碰到。
之前,他们每年都会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开闭幕仪式上见面。每次走红毯,两人都分在一个组。有次一起走红毯时,吕其明走太快了,黄准跟不上,只好一溜小跑。“家里阿姨都说,我是走得最难看的一个。不是走,是在跑步了。”吕其明听了哈哈大笑,以后特地留心等她一起走了。
最近,两人联系得少了,“他的世界很忙,我也有自己的事情。”黄准说。以前,吕其明见了她总是说,“我看你怎么不老,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但每次,他都把“白头发”说成“黑头发”,说完又自己意识到不对,大笑一场。
如今,97岁高龄的黄准头发竟还没有全白,两条眉毛也是近乎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画了眉。连李阿姨也惊讶,“黄准老师头发特别多,我头发都一直掉!”在她的悉心照料下,黄准保持着良好的作息,每天按时吃三餐,有时还会吃点零食。
“我睡觉特别好,能从晚上八点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黄准说。这大概是她的养生秘方。
黄准的朋友圈很广,刘海粟、程十发、赖少其、沈柔坚、周小燕、黄宗英、秦怡……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她还有一张和好莱坞明星基努·里维斯在家中的合影。2007年,里维斯突然登门造访,陪同者是黄准好友的儿子。原来,里维斯第一次来上海,想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情景。当时,黄准刚看过他主演的《黑客帝国》,忙请他进屋,一起吃了月饼。那天,里维斯在黄准家的晒台上看了好一会儿。
黄准在晚上会看电视,只看上视新闻综合频道,了解一些当天的重要新闻。2021年,她在新闻上看到了吕其明获得“七一勋章”的消息,很为这位“小老弟”感到骄傲。黄准认为,吕其明最大的贡献就是创作了《红旗颂》,她已经记不清吕其明伴随着《红旗颂》走上人民大会堂红毯的画面,但她还记得那些旋律,“他的那段音乐是不朽的。”
“现在偶尔还会有创作的冲动吗?”记者问。黄准笑着说,“现在没有了。而且,因为我写的是电影音乐,没有画面,没有参与电影创作过程,也没办法写出来,这是我们的职业病。”
创作之外,黄准心里还有件遗憾的事情。“人民艺术家”秦怡是她最佩服的人之一。晚年,当孤独、寂寞袭来,黄准偶尔也会产生一种消沉、疲劳的感觉,甚至产生一种厌世情绪。一有这种情绪产生,她脑子里立即会浮现出两个人的形象,一是谢晋,一是秦怡。
秦怡比黄准大四岁,两人因为拍摄《女篮5号》相识,此后虽然没有合作过,但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碰到。每次,黄准都忍不住感叹秦怡旺盛的精力,“一个曾经得过重病并非十分健壮的人,是什么在支持着她这么频繁地活跃在社会的舞台上?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她的意志,是她的热情!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望尘莫及。”
黄准和秦怡都住在华东医院,两人原本在同一栋楼,还能经常见见面,关起门来,说些私房话。2019年时,秦怡搬去了南楼,当时李阿姨推着黄准去看了她。后来,碰面机会少了,尤其疫情以来,探望变得更加困难。“这一两年来,她老是想着去南楼看看秦怡老师的,每次医生过来查房,她就问,秦怡怎么样?”
李阿姨记得,疫情较为平稳期间,有次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老艺术家牛犇等人来华东医院探望黄准,接着再去另一栋楼看秦怡,当时,黄准没有跟着一起去。得知秦怡离开的那天,黄准对李阿姨说,“我一直遗憾,那次没跟着牛犇去看她。”黄准也通过新闻关注当下的疫情。“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在医院都还好,生活也料理得很好,就是想起这些事情来,觉得心里不舒服……”黄准停了停,没有再说下去。
“没有生活,音乐就没有根”
“这篇讲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生活中去’,这句话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差不多就是我创作的指导方针。不管写什么,我都必须去生活中,有了生活体验再创作。”谈到《讲话》,黄准对记者说。
80年前,还是鲁艺学生的她没能参加文艺座谈会,后来,毛主席亲自来到鲁艺,再次作了重要报告,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要到生活中去,要为工农兵服务。”
在《讲话》发表之前,冼星海就给学生们做出了典范。为了让他们领会到体验生活对创作的作用,他多次深入生活,创作了《生产大合唱》和《西盟大合唱》,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时,他又亲临黄河体验生活,写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
2002年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六十周年,上海市文联和上影集团联合组织了30位文艺工作者前往延安,进行了主题为“永远铭记延安讲话精神,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采风学习,为期5天。
黄准和吕其明也在采风队伍中,这是黄准唯一一次回延安,也是吕其明第一次去延安。参与那次采风之行的上影集团国家一级编剧姚忠礼回忆,当来到宝塔山下、延河边的窑洞时,吕其明就像游子回到母亲身旁一样,眼含热泪,深情地连连说着:“这就是圣地,圣地延安啊!”
因为黄准是从延安来的著名作曲家,那次采风活动特地去了她的母校鲁艺。“当时,我看到黄老师的目光、神情、举止,就仿佛回到了六十年前。兴奋、激动,使她几乎有些忘情。”姚忠礼记得,黄准带大家一起寻找当年的教室与宿舍,指认当年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房间。
突然,她走出校园,沿着雨后泥泞的黄土小路急匆匆地向前,大家都非常好奇,不知将被她带去何处。“啊,还在,还在啊!”黄准指着一棵树上挂着的炮弹,兴奋地告诉大家,这就是鲁艺有名的“炮弹钟”。当年,他们就是敲着这口钟,上课、下课。黄准接过递给她的树枝,再次敲响了这口“炮弹钟”……
在那个初夏的晚上,采风队伍在鲁艺操场上与老区人民一起高唱,先是黄准指挥大家齐唱《娘子军连歌》,再是吕其明指挥大家高唱《延安颂》,将气氛推向高潮。
“在那个时刻,我思绪万千,延安的黄土地滋养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在如此贫瘠的地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精神昂扬、意气风发地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奇迹。这种精神,使几十年后的我们向往,亦使我们汗颜。感谢上海文联、上影集团,让我们走出喧嚣的大都市,走出狭隘的小圈子,走出阻隔心灵的钢筋森林,走出功利浮躁的商业雾霭,真正地去感悟历史、去审视心灵、去走向时代、去拥抱人民。”姚忠礼说。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扎根生活,也是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不断传承的创作经验和理念。
2021年9月,刚获颁“七一勋章”不久的吕其明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里,为上海音协、上海影协60名新会员上了“入会第一课”。他在课上告诫青年文艺工作者,“作品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而是为了得到百姓的喜爱。“人民喜爱什么?当然是真的、善的、美的,而不是假的、恶的、丑的。所以,要创造真善美的作品,创作者自己要有真善美的心灵。我们要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向民族文化学习。”
记者问黄准对年轻创作者有怎样的鼓励和建议,她也以自己生平最深刻的体悟作答:“要能够下生活,不管写电影,还是写话剧、音乐,都应该下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作曲家能够到生活中去,要多听民间音乐、地方音乐。你的作品得有生活的底子,要不然,就好像音乐没有根。为何我的作品别人喜欢?因为有生活。一个是民间音乐,一个是现实生活,这就是音乐的根。”
(转载自《检票员甲》公众号,略有删节;上海影协原秘书长葛燕萍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