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城市发展与电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发展的关系。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电影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而在银幕之上，农民形象、农民英雄成为那个时期的典型形象，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中国电影在题材类型层面，出现了从建国初期以农村题材为主导向以城市题材为主导的结构性变化，出现了大量以表现城市生活为主导的，旨在表达城市中的人及其情感与生存状态的城市电影，这些影片所折射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文景观与视觉文化图景。

7月15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题为“影像 · 城市与记忆：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电影”的第42期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堂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晓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研究员孙萌、副研究员金燕担任主讲嘉宾，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主持。

贾磊磊认为：不能以单一的地理因素作为中国电影地缘文化的划分依据。因为某些地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取得了在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优先权，并且成为一个引领时代和国家发展的引擎地带，在地缘文化学上它类似于一种国家发展的枢纽地带。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空间。

他以深圳特区举例，“尽管深圳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广东周边地区的客观境遇相差无几，可是它在地缘政治上却获得了其他地方不可企及的优势。特区电影包括电视剧有着在相同的地理区位上得天独厚的文化特质。”

赵卫防则聚焦香港电影中的城市表现及文化再生产，他认为，香港电影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城市空间再生产之后，至70年代之后，其城市空间继续文化再生产，渐渐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空间文化形态，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城市文明。

“其一，以地标形成了代表香港都市文明的文化符号。其二，成为营造类型元素的不可获取因素。其三，成为引发港人怀旧、表达香港情怀、表达香港现实人文的重要依托。其四，以王家卫电影中的城市空间迭代和拼贴为代表，体现出后现代意识。其五，以关锦鹏电影为代表，体现出了对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城市追忆，建构旧上海的城市想象。”

在大讲堂上，陈晓云围绕城市电影的“时间性”进行发言。他表示，中国城市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影像表达，转向对于重庆、贵州、东北等城市的影像叙事，以及数量、名目更为庞杂的小城镇叙事，在可以辨识的空间表象背后，其实蕴涵着某种时间和历史性。深入到文本内部可以发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同一影像文本中的并置，既是一种文化标识，也意指着不同的“时间”和“历史”。

孙萌关注影片所体现出的景观人文与城市精神，她表示纵观世界电影史，电影与城市彼此观照、渗透与影响，互为镜像，电影中的城市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电影将流逝的城市凝固在胶片上，使之成为可追溯的永恒。城市影像中凝聚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独特的城市精神。

金燕从台湾街景中的电影记忆展开发言。她分别拿台北的小站和台南的庙宇举例：“台北郊区平溪线连接的小站，是侯孝贤的《恋恋风尘》的取景地。往昔的煤矿，曾经繁盛，现已破败不堪，但通行了上百年的小火车依然在，小火车沿线的人家还在，故事也就还在。回过头来再看《恋恋风尘》，才发现，青涩的爱情、苦涩的耕耘，背后是一个具有苍凉历史的文化背景。而台南市街道的每一个巷口，几乎都有一座庙。庙宇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承载他们人生的地方。《艋舺》里面上一辈拜把结义又相互背叛、下一辈感受温暖的亲情与残酷现实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巷口庙宇。街头巷尾的庙宇承载的是逝去的传统文化和乡愁。”（姬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