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大特殊类型，既有厚重的历史根基，又紧扣时代脉搏，以电影的方式记录和呈现了我国从民族独立，到民族解放，再到民族复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纵观“红色电影”风貌，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化表达成为其中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创作逻辑。通过电影的叙事、视听呈现，革命历史得以重现，时代新貌也寓于其中，宏观而抽象的“爱国主义”被具化成一个个镜头，通过银幕直达观众内心，唤起大众心中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一再强化它。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爱国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红色电影中的爱国主义表达也应随之改变，不仅呈现出由英雄主义向平民视角转换的倾向，更是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主线中挖掘和呈现那些细微的、隐秘的人物和故事，在一个个真实的、日常的电影画面中，完成电影对爱国主义的表达。

一、从大人物到小人物，转换爱国主义的视角

回溯中国电影史中的红色电影，有两部作品不容忽视，那就是于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和于2017年上映的电影《战狼2》。前者开启了中国红色电影的全明星献礼片的之路，取得成功，其后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复制了其“全明星演绎”、“全景展现历史段落”的模式，形成了一个“红色电影品牌”，在历史的重现中传递着“爱国主义”繁的初心和使命；后者在前作的基础上，继续讲述特种兵冷锋的个人英雄传奇，一举跻身当时的中国影史票房冠军。而总体来看，两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英雄视角”——《建国大业》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蒋介石、李宗仁、蒋经国、宋美龄、杜月笙......影片中出现众多人物，承担故事主线叙事的基本都是那些在历史中“留其名”的人物，之后的《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也是如此，这是典型的“伟人叙事”。而《战狼》，主角冷锋代表的是“特种兵”这一特殊的“国之利刃”，影片中，冷锋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勇闯虎穴，在战乱遍地的非洲腹地英勇撤侨，是典型的“英雄叙事”。

而在近年来的红色电影中，我们发现，同样是表达爱国主义的情感，但这种“大人物”的视角却已经悄然转变，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我和我的祖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2019年国庆档上映，是由七位导演共同执导的多段式庆祝新中国70周年献礼片，由《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个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故事构成，这些故事各自独立，但又前后衔接，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的发展线。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故事都避开了描写“大人物”，而着墨于一个个平凡而鲜活的个体，通过平凡百姓经历的故事折射时代进步。《前夜》的主角是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相遇》中的原子弹科研工作者高远只是千万科研人员中的一份子；《夺冠》描写的是为了保证邻居们能看到中国女排1984年奥运会夺冠时刻，错过了与好朋友告别的机会的上海弄堂里的小男孩东东；《回归》中香港女警、钟表匠、外交官、护旗手，都是在各自岗位上坚守的小人物；《北京你好》中主角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白昼流星》则是通过两个“浪子”安家的故事，与神舟十一号飞船着陆形成呼应；《护航》聚焦的是阅兵式上没能出现的“备飞”女飞行员。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爱国主义表达，是以讲述平凡人物不平凡的故事， 把时代的使命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更容易激发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二、从大潮到细流，拓展爱国主义的视野

除了聚焦小人物，近年来的红色电影创作者都倾向于挖掘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作为爱国主义表达的切入点。历史是鲜活的、立体的，历史书上的寥寥数笔写不尽其中的隐秘与艰辛，也写不万历史伟业中，每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人情冷暖，而这些，恰是电影可以做到的，电影成为展现历史侧面、传达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媒介。

就以2021年上映的建党一百周年献礼片《1921》来说，和《建党伟业》相同，影片讲述的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战胜重重困难，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史实，和《建党伟业》一样，《1921》也汇集了诸多明星演员，注重“伟人群像”的建构。但与《建党伟业》不同的是，《1921》不仅展现了更多不为大众所知晓的早期共产党人——比如施存统、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等——更是以共产党和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李达作为第一主角。相比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建党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李达显然更不为大众所知。正是电影全方位展现了他译文本、办学校、联党员、开党会的全过程，才将他的事迹展现得更生动，传播得更广泛。除了革命运动之外，电影中还着力展现了李达和妻子王会晤的感情，其中王会晤为了帮助参会代表们找住处，只能和李达一起不断练习撒谎的情节更是颇具趣味性，人物的情感赋予了历史真实性，也使得其中的爱国主义充满了人情味。影片的结尾，镜头从历史回到现实时空，孩子们参观着建党遗址，也将爱国主义的新时代传承寓于其中。

（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