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晓志导演的《万里归途》围绕近年来我国真实的撤侨经历,讲述了中国驻努米亚共和国(虚构)外交官员们在该国爆发战乱时挺身而出,用智慧和勇气护卫我国民众安全归国的故事。《万里归途》在类型化叙事和影像风格探索上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特质,体现为影片以人民为核心的角色塑造策略,以定能平安归国的信念感为核心的影像组织策略,以家园情感为内核的影片观念和抒情策略。近年来,国内外的撤侨题材影片集中出现,以超类型片的样式杂糅了战争片、悬疑惊悚片和动作片等多个电影类型中关注战争与和平、犯罪与惩戒、暴乱与营救的叙事和影像元素。相较于国外的同类影片如《逃离德黑兰》(2012)、《菲利普船长》(2013)、《摩加迪沙》(2021)等,《万里归途》不仅更加突显了具备人民性的国家英雄形象,同时也强调了海外同胞的爱国情怀与归国信念。
一、人民性:类型角色的精神赋能
《万里归途》在赋能类型角色精神内涵的过程中,通过强化角色的反思、内省和对话的意识,完成了作为精神内核的人民性与作为叙事动力的角色性格间的有效缝合。前驻努米亚共和国外交官宗大伟是决定影片类型基调的主要角色,他具有统一且强烈的动机,即排除万难,带祖国人民安全回家。在看似单一的角色动机下,缠绕着丰富多元的矛盾意愿,如心怀驻外撤侨任务但也眷恋待产妻子,坚定相信营救必然成功但也未雨绸缪设计焰火信号,在人民和祖国面前尽显忠诚本色但在危机情境与危险人物前又颇具江湖气质。宗大伟在面对与祖国失联、与友人分别和与挚爱告别时的独立、自省和共情意识,帮助他在危难之中作出正确撤侨决定。而他的种种行动,也串联起了撤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将其转换为类型化叙事元素。在逆境和乱世中摸索安全与秩序的归国道路,在与领事馆失去联系时任不放弃任何一位中国同胞,在遭遇外国武装力量生命威胁时任不失外交原则。宗大伟的每一次决策都试图在确保全体同胞生命安全与兼顾特殊个体利益间达到均衡。这种集体与个人、自我与他人、信念与欲望间的矛盾成为制约宗大伟行动的内在力量。
二、信念感:影像秩序的回归坐标
战争与动乱影像是《万里归途》营造撤侨故事情境、制造危机冲突、烘托悬念氛围的主要元素。保卫祖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是影片串联失序和秩序场面,调和战争动乱与和平家园影像的核心观念。影片借助在战火中通行的交通工具、受损破败的各类建筑、处于极端气候中的户外环境,在叙事空间层面区分出了战争与动乱影像的具体坐标。躁动与危机四伏的失序影像总是伴随着相对安全和宁静的空间,即作为镜头外叙事空间,也作为与剧情无关的心理和想象性空间,为影片提供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和类型特质。最具代表性的段落是宗大伟、成朗和白婳心怀归国信念,带领众多同胞穿越沙漠奔赴努米亚共和国的陆路边境,却屡次遭受武装分子阻扰的漫长离境归国过程。影片颇有新意的借用《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冒险远航的故事,通过小女孩法提玛的念白,增设了一个想象层面的文学故事。同时,影片又时刻暗示着镜头之外(短暂且相对安全的无人沙漠之外)潜藏着的动乱危机和反动武装埋伏风险,促使观众不断回忆起影片开场之处营造的战争与动乱影像,在观众不可见的影像层面,并置起文学与电影叙事空间的互文修辞。如此,影片也就有别于其他撤侨题材影片,在故事讲述和危机营造层面呈现出了层次丰富的共情空间与想象余地。
三、归家情:家国情怀的情感基点
通过书写平民英雄在时代境遇下的选择来传达影片的核心价值是国内外撤侨题材影片的共同特征。《战狼2》中冷锋孤身奋战、执行撤侨行动;《红海行动》中杨锐和蛟龙突击队队员们的极致配合,保卫同胞安全、维护区域和平。与同类影片不同,《万里归途》讲述的是外交官的撤侨故事。处理好手无寸铁的外交官与全副武装的外国军事力量间的博弈关系,这一看似更为明确和集中的情节特质,实则是影片类型化的难点。真正推动影片情节发展,也即促成同胞安全归国使命的最终力量,仍然是遍布在危机情境和战乱影像之下的归家情怀。该情怀不仅体现在宗大伟、成朗和章宁等外交官身上,同时也普遍存在于每一位在异国他乡工作生活的同胞心中。
国家意识和归家之情是《万里归途》借撤侨故事表达国家自信和民族自豪的具体路径。影片中宗大伟将国家利益和同胞安危前置于个人生命和小家幸福之前,不同与同类影片自上而下式的角色塑造与剧情编排,《万里归途》在后半段落呈现出了一种接近“个人化”的叙事,引起了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在影片结尾的处理上,一反过往撤侨题材影片以盛大的迎接英雄归国的场面作为收束,取而代之的是宗大伟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北京胡同中穿梭至家中,战火变成了烟花、枪林弹雨变成了邻里拜年,挪用了中国迎新年的符号元素,将“归家团圆”作为中华文化传统重要部分的内涵深化。而同一角色穿梭在不同的叙事空间中形成了前后巨大的反差,将战争与和平的对立通过镜头语言书写。动乱撤侨空间中宗大伟坚毅刚强、自信果断的外交官身影回到家庭空间后,转变为温柔慈爱、平凡伟大的父亲形象。对回家的渴望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愿望,影片将家国情怀这一宏大命题放置于“归家”这一看似微小的心愿之上,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撤侨真实故事,将对家的思念与对国的热爱紧密联结。正如影片英文名“Coming Home”(回家)呈现出的双重旨意,回到家和归于国最终统一在影片所刻画的心怀人民、充满信念和眷恋家国的英雄形象之中。这一双重旨意在影片中的自然融合使得《万里归途》没有价值层面的“强行”施加,或是个人英雄的突显刻画,而是一次贴近于真实、贴近于人民的真实心灵之旅、现实情感回归。
(章文哲,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黄琳,福建师范大学202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