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原主任兼党委书记陈景亮同志因病于2022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将组织纪念文章，以更好缅怀陈景亮同志对中国电影档案事业、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和对外合作交流等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更好传扬和继承他的优秀品格、崇高风范。

我和陈景亮先生缘分不浅。他担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18年，我一直是他麾下职工，见证了他将电影资料馆、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这两张皮，生生捏合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他退休后，我们每年都有聚会，细斟似水流年，分享琐屑收获和未了心愿。他再次中风缠绵病榻，我亦定期探访，陪伴并见证，他以超人意志坚持枯燥难熬的康复训练。陈景亮康复时的努力模样，可做生命斗士雕塑原型。

陈景亮命运多舛，但他从未低头屈膝，以过人的灵性和意志，把自己的人生书写得饱满丰实，注释也层次分明。我多次劝说他接受“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他每次都拒绝，说他要自己写回忆录。如今斯人已逝，留下往事待追忆。

1988年7月，我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求职时，面试官就是陈景亮。他如运动员般精力旺盛，又如教授般博学善谈，自信却不骄人，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新型领导人。面试话题也不寻常，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谈到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梁羽生。面试结束，他决定录用我；而我也决定放弃此前获得的几个Offer,到我完全不熟悉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工作。

两个月后，老馆长徐庄退休。陈景亮升任馆长、中心秘书长。下班之后，他会时不时到单身宿舍看望几个新人，一起聊电影，聊足球，什么都聊。

两年后，我结束在中国电影周报的实习，该进入当代电影研究室时，问题来了。1989年下半年，百无聊赖，我开始写作金庸小说评论文章，进而应约写作有关专著。有人向馆长提意见，说陈墨不务正业，不应该进入电影研究室。

有一天陈馆长找我谈话，仔细询问了我评论金庸小说的工作计划，我也毫无隐瞒地说了。最后他和我约法三章：其一，有关金庸小说评论可以继续写。其二，写作金庸小说评论不算工作成绩。在此期间不能晋升职称。其三，尽快开始电影研究计划，早日走上正轨。

陈馆长如何回应提意见的人，我一直不得而知。按理说，木工混迹于蔑工队伍中，而且继续木工活，确实有不务正业之嫌，有人有意见实属正常。陈馆长非但没有生气，甚至没有叫停，则是非常之举。如果我把此举理解为陈馆长对我的偏爱，未免有些自以为是，实际上，这与他对学术专业的兼容性理解密切相关，他不喜欢专业密封舱。而我所感念的，是他对年轻“菜鸟”的呵护、理解和尊重。

我到研究室不久，单位就对研究室年轻工作人员进行了英语测试，进而决定举办英语培训班，为期两年，目标是能够在两年后用英语宣读论文。我的英语水平全馆最烂，压力可想而知，本想如大学和研究生时那样糊弄了事。不料被陈馆长盯住了，他看了我的卷子，捉住了我的痛脚，无处可逃，只好乖乖就范。

陈馆长上任后，提出要把中国电影资料馆建设成电影档案收藏中心、电影学术研究中心、国际电影交流中心，而开设英语培训班，让大家在两年后的亚洲收藏研讨会上用英语宣读论文，就是集收藏、研究、交流于一体的关键环节。

强化英语训练，于公于私都有利。别人如何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从中获益最多，此后出国开会、访学，甚至直接申请国外学术基金，再也不是“聋哑人”。

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在电影资料馆参加一个研讨会，我在会上也作了即兴发言。会议结束后大约半小时，陈馆长就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说有人将我告到了广电部，部领导刚刚给他来电话，要他严肃查处。难怪我走进馆长办公室前，不少同事露出“送战友”的沉重表情。事关宪法权利和自由言论边界，我希望公开审理，如果有错，我会接受任何处罚，绝不拖累单位和领导。

谈话匆匆结束，我回去等候处分消息。一连数月无动静，最后终于不了了之。陈馆长如何向上级交代？我从未询问过。多年后，我做“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到《当代电影》杂志原编辑部主任沈汲明老师，听她讲述陈景亮保护其辞职过关的经历，才知相似剧情早就上演。实际上，陈馆长保护过不少人。

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服务34年，从未想过要离开。其原因是，我曾作过陈景亮麾下的“幸运菜鸟”。我希望，后代“菜鸟”也像我那样幸运。

（作者为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