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广播电视台、江苏恐龙园赞奇影业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电影《觅渡》已于8月28日登陆全国院线。《觅渡》生动地讲述了一百年前三位杰出青年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信仰牺牲的灿烂人生。电影由宁敬武执导。作为新主流电影诗化风格的首次尝试，以下为导演宁敬武对电影《觅渡》的创作阐释。

让今日观众听到百年前青年革命者的心跳

近年来，《1921》《革命者》《红船》《望道》等一批党史题材电影涌现，作为最新创作，表现三位青年革命者且都牺牲于青年时代的电影《觅渡》，对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觅渡》的创新聚焦于两点：一是用全新的真实素材来构建三位革命者的世界，让观众触摸到青春的颜色，感受到他们的心跳；二是直面党史题材创作的难度，完成必需的超越和升华。以前创作中很多创作者会选取有戏剧性的史料或侧重于讲情感故事，避开革命史中的核心逻辑。我们这次知难而上，不仅讲述百年前三位革命者的热血青春和激情，更是讲清楚大的历史的逻辑：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内国际背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合作，又为什么破裂等等，因为不讲清楚这些背景就无从理解瞿秋白、张太雷人生之路选择的意义和牺牲的伟大，就无从理解恽代英作为青年导师和建军灵魂人物的人生价值。只有把三位青年的人生放在国际、国内革命史的大背景下，他们的人生才能呈现应有的辉煌和灿烂。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我发现一个细节，在中共一大开幕前一月，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到莫斯科，将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发言介绍中国革命情况，而瞿秋白也在莫斯科采访、考察。张太雷拉瞿秋白一起写大会发言报告，从此瞿秋白走向革命。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间，有四天是两个会议重叠的时间。张太雷、瞿秋白奔跑在莫斯科街口同时赶两个会。这个奔跑在莫斯科街头的两个青年的矫健身影是鲜活的、为中国衔来春色的“江南燕”！这是我们影片的意象气质。《觅渡》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情节、细节是第一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新鲜的、有生命力的情节、细节构成了影片的原创力、生命力，诠释了信仰之花的萌动、诞生、怒放！

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

党史题材创作中对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塑造是不够的。我们更多的是对“两把菜刀闹革命”，因贫穷揭竿而起的革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之路我们生疏又不易理解。像广东革命者彭湃不仅出身富裕家庭，走向革命后，还把房产土地等分给了穷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是三位知识分子，虽然都是常州籍贯，但走向革命之路又不同，张太雷北洋大学法科毕业成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络人，亲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瞿秋白因学习俄语到苏俄采访考察而走向革命。恽代英创建互助社、共存社独立探索出共产主义之路。革命之路不同，但思想之路又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在殚精竭虑寻找中国出路，不约而同选择共产主义救中国。

表现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心理路程成为这部电影必须完成的目标，这给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觅渡》必须做这样的尝试：“觅渡”之“渡”，是渡人渡己，更是给黑暗中国找到通向富强的渡口。创作者不得不深入三位革命者的内心，体察他们的痛和希望，他们的彷徨和抉择，他们的坚守和赴死。把这样的观察和感受转化为艺术表现，让今天的青年感同身受，为他们灿烂的青春和伟大的牺牲而共鸣长歌。

“三杰”代表了中国三种特别典型的知识分子。瞿秋白如果不从事革命，他会是文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他对昆曲、篆刻等有很深的造诣。他或许会比他的中学同学钱穆有更大的文化成就。张太雷则是接受全英文教学，精通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他可以像他的同学吴南如一样去外交部，也可以到上海做一个月拿三、四百块大洋的律师，却甘于清贫选择革命。相比瞿秋白，张太雷崇尚理性，有着非常强的组织能力，是我党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运筹一线的代理人。相比前面两位，恽代英又是另一种情况。用今天的话讲，他是一个偶像级别的青年领袖。恽代英十五、六岁就开始写文章，靠一支笔名满天下，是不折不扣的百年前的青年偶像。

无论是被时势推动、理性选择，还是自己摸索，三个当时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了自己的革命之路。唯有像朋友一样读懂他们的人生故事，把革命史理解透，才能讲清楚革命史背景下三个背景不同的人，做出了完全相同的选择。

在最近的新主流电影中，很少从这样的角度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在更多的电影中，革命者似乎天生就是伟大坚强的大人物。其实，观众更愿意看主人公是如何从普通人一步步成为强者的，而表现我党创建之初一代知识分子革命者如何完成中国之路的选择，才正是今天这部电影的使命，也是片名《觅渡》蕴含的意义。

充满张力的故事与人物

写三个青年革命者的电影首先要有观赏性和艺术性，如果不吸引人再高的思想性也难以传达。让故事充满张力，让人物充满魅力，这是我们给自己定的创作目标。在这样的考量中，瞿秋白被捕后被国民党劝降的过程，放大成为故事的主线。《觅渡》也许可以成为红色版《窃听风暴》。这条线故事的两位主角是革命者瞿秋白与劝降者国民党军长宋希濂。瞿秋白的思想深深影响过宋希濂。瞿秋白的文章黄埔学员都读过不止一篇，影响很大。可以说，他们曾是心意相通的师生，却是立场相反的敌人。

瞿秋白曾经是宋希濂青年时代的偶像，在关押的最后阶段，宋希濂为了劝降瞿秋白，争取到了在今天看来很难拒绝的条件：瞿秋白不需要“叛变”，不需要写“悔过书”，他仅仅做到不发声就可以。他可以选择去到任意一所大学，当校长、做学问、研究一切他感兴趣的学问。这些条件完全针对了瞿秋白的“痛点”。到了牺牲之前，宋希濂甚至鼓励瞿秋白成立一个新的党派，作为先活下去的一个策略，这样看起来既不违背其自身立场，又能实现他坚持多年的“民主”诉求，但这一切对于革命者瞿秋白来说，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近些年，以《觉醒年代》为代表的一系列影视剧的热播，观众们的历史知识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建党百年之际，出现了多部与之相关的电影。《觅渡》可以看作一部献给历史发烧友的，可以纵深读解的电影，描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一代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辉煌人生，他们的心灵史、思想史，还有大量第一次展现的细节、秘闻，也是一部包含大量揭秘内容的电影，是一套有一定历史专业性的史诗读本。

从头、向内出发的全新表演

《觅渡》要写一代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心灵史，注定主角瞿秋白的饰演者必须是一个对表演“向内”挖掘很深的优秀演员。见到瞿秋白的扮演者宋洋本人的时候，会感受到他对表演高段位的理解和对这个职业的神圣感。瞿秋白身上充满了矛盾：他其实很单纯，八七会议上被历史推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瞿秋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这样的位置上，做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做的最大担当。更可贵的是，瞿秋白不再担任重要职务了，依然能坚守信仰初心不变，哪怕走向刑场。《觅渡》中的瞿秋白处在这样的情境里：中国在没有方向的时候，所有的作用力都如旋涡一样，作用在瞿秋白这个病弱书生身上。这样的角色让宋洋非常兴奋，这样复杂的人物可遇不可求，可以把之前所有对表演的积累放进角色中去。

在片场中，讨论最多的一场戏是宋希濂亮出了优厚条件的底牌，那时候要怎么展示瞿秋白对这些条件的反应？这场戏和宋洋讨论了好久，两个人一致认为：瞿秋白当时是一个脆弱的，甚至于几乎要被“打动”的状态。那场戏瞿秋白听到宋希濂的条件以后，后退了两步，退到墙边的时候无路可退，又猛然清醒起来。瞿秋白的“弱”会成就他的“强”，演员需要一个表演上的空间和支撑。

扮演张太雷的张桐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他扮演的李大钊在《觉醒年代》的经历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但是他进组没几天，发现《觅渡》剧组是在用一种崭新的拍法，于是把之前自己熟悉的方法全放下了，重新进入创作。用他的话说，这个剧组“在用一种与时俱进的方法创作”，很让他兴奋。作为一个对近代史很感兴趣的天津籍演员，天津大学是张太雷母校，有张太雷雕像，也有以张太雷名字命名的太雷路，拍摄《觅渡》之前，他仍然对这段历史是模糊的。这种“愧疚”也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动力。

相比瞿秋白的理想主义，张太雷更崇尚理性，他的同学们大部分毕业后去了外交部，还有一部分当了律师，当时他们的工资三、四百大洋一个月是很平常的。张太雷擅长体育，生活观念很现代，组织能力很强。他是南方人，却是北方性格。张太雷正是在理性和务实的思维下，选择了共产主义。张太雷在重要人物如鲍罗庭、孙中山、蒋介石之间穿针引线，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他从中调和，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使者。他懂英文、俄文，是谈判高手，在沟通的过程中给我们党争取了很多有利条件，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火线上的政治局成员。张桐把张太雷身上的这种意气风发，也就是很“燃”的气质非常饱满地呈现出来。

谷嘉诚扮演的恽代英其实在历史中的年龄比瞿秋白和张太雷还要大，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面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英文好，形象阳光正面。谷嘉诚是英语专业出身的偶像艺人，他对这样的角色也很有兴趣。谷嘉诚签完合同，回去跟他母亲讲，他才知道妈妈这一支就是恽代英的后人。这样的缘分非常神奇。恽代英的角色本身气度潇洒、学贯中西，平时既开得起玩笑，也能给学生们巨大的精神指引作用，他还义气地把自己稿费拿出给社团的学生们一起花，称得上“偶像”导师。谷嘉诚作为一个偶像出身的演员，非常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塑造。

牺牲处万物有灵

三位演员印象最深刻的戏，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各自就义牺牲的段落。福建长汀关押瞿秋白的地方，不同于影视剧中所表现的，由黑色铁栏杆构成的监狱。电影一比一还原了当时的那座小院子。瞿秋白已然洞悉了自己的命运，在方寸斗室，他与人辩论，给人刻章，思考着中国的未来。瞿秋白希望后人帮他验证：“将来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主义”。

三个人牺牲的场面，是一次难度颇高的整合。他们从同一个家乡走向世界，又为了同样的信仰，于不同的时间、地点为信仰而牺牲。他们的牺牲不仅是悲壮的，在生命的倒计时，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无论是绿草、野花、鸟和蜜蜂，还有他最爱的戏曲的都具有了灵性的味道。牺牲在片中被瞿秋白称为“大休息”。我们希望观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悲壮，更是一种新生。

这部电影拍摄期间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与疫情作斗争。本来我们希望去上海的影视基地拍摄一半戏份，也谈好了虹口区多伦路的实景街道和洋房，但因为疫情无法实施。后来，《觅渡》神奇地在常州拓展了多个民国实景，加上西太湖影视基地，居然在常州完成了全部拍摄，也算告慰从常州走出的三位游子。

一百年前，从这座城市的觅渡桥上，三位少年背井离乡，踏上为中国寻路的旅程，成为杰出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一百年后，在这座城市，拍出了电影《觅渡》，在电影中的觅渡桥出发，更多的人将看到这三位永远的青年。

（撰稿人：宁敬武、高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