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恰逢中国儿童电影诞辰101周年的纪念日。

且不说从1922年春天开始，上海大木桥一个简单的摄影棚里拍摄的那部到当年11月正式上映的《顽童》；也不说后来从1981年 6月1日成立的、有过八位厂长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曾经创作生产了那么多的优秀电影；更不谈从1922年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8年，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电影改革之前儿童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只有一句话可讲，那就是：筚路蓝缕、历尽坎坷，但中国儿童电影人一直是不畏，痴心不改。

要说的儿童很多很多。我想就说五部，因为这五部电影，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他是这样说的：“心有榜样，就是要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在学习中养成好的思想品德追求。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也涌现了大批少年英雄，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同学们可能都听说过。过去电影《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说的就是一些少年英雄的故事。”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五部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

应该说，五部电影都各具风采，各有特色，都是经典，甚至是经典中的经典。比如说崔嵬导演、欧阳红樱导演以及当年还是场记的黄健中、张华勋等前辈们拍摄的《小兵张嘎》，真的是太难复制了，真的是很难逾越的艺术顶峰——儿童电影创作的顶峰。我出席过不少国内外儿童电影的活动，在国际交流中惊讶地发现，《小兵张嘎》竟是被作为示范影片拿出来讨论和学习的，甚至国外一些电影学院都拿《小兵张嘎》中的长镜头来给学生上课。所以，经典是值得我们仰视的。

又比如《红孩子》，这是一部表现1934年苏区红军长征之后儿童团员坚持与敌人斗争的故事。以往我们曾经忽略过这部电影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我们只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苏里先生，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红孩子》编剧是谁。今年6月，作家乔羽老师离开我们，在一些回忆他生平的文章中，居然很少提及他曾是一位电影编剧，特别是他有《红孩子》这样的经典作品，恰如许多人不知道《小兵张嘎》的作者是“嘎子”的原型徐光耀老同志。我觉得他们都是不能忘却的。当年，《红孩子》的剧本被长影相中，确定由严恭来担任导演，而严导却谦辞，说他已经有《三毛流浪记》《祖国的花朵》这些儿童题材的作品了，同时，自己是南京人，又长在上海，对《红孩子》中描述的那段江西岁月不是特别熟悉。于是，他推荐了在《祖国的花朵》中合作过的副导演苏里。此时，苏里已导演过《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等影片，严恭说苏里有相当的能力能独立完成影片的导演工作，特别说苏里曾经是新四军战士，熟悉革命战争和红色故事。看吧，老一辈的艺术家之间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关爱的。

我迄今还记得199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童牛奖，苏里导演应邀参加，作为颁奖嘉宾，他提出能否请严恭老师一起上台，但因为严恭老师当时腿脚不是特别利落，没能来了。苏里导演自费买了火车票，要去南京看望恩师严恭（其实他俩年龄也相差不大）。我听说了之后，立刻请上海永乐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鲍鑫派车送苏里导演，我陪着去的。到了南京一见面，苏里导演第一句话就是：“‘黑脸小皮匠’看您来了。”为啥自称“黑脸小皮匠”？一问才知道，苏里导演的父亲是个皮匠，他从小脸上有一大块黑色胎记，解放前当涂那一带拐卖孩子的多，因为他脸上有个黑疤，谁也不要他，所以他就没被拐卖掉。苏里自己打趣地说是这 “黑脸”救了他。后来，他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有在革命部队里的这段经历，他便特别成功地导演了《红孩子》。但我记得有一次，我主持电影活动介绍苏里导演时，说到他曾导演过《红孩子》和《祖国的花朵》，没想到苏里导演当时就站起来说：“啊，不不不，江平同志，允许我纠正一下，《祖国的花朵》我只是副导演，我不是导演，也不是联合导演，也不是执行导演，我是副导演——副导演呐！”这就是那一代的电影人。这部影片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拍摄时，毛泽东主席到摄影棚去看望大家。那天，剧组正在争分夺秒工作，摄影棚大门忽然开了，大家一抬头，发现是毛主席来了！大家激动极了，苏里导演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毛主席与他握手，并挨个跟小演员唠家常。毛主席问扮演“细妹子”的宁和：“你叫什么名字啊？”宁和答：“我叫宁和。”毛主席又问：“什么宁？什么和？”宁和答：“宁静的宁，和平的和。”毛主席笑了：“哦，宁和……我们搞这个建设呀，是要有宁静和平的环境啊！你晓不晓得白杨、张瑞芳、秦怡这些大明星啊？你长大之后要干什么啊？”宁和答：“我要当科学家。”毛主席说：“当人民的演员也很好啊！”接着，毛主席又看了看摄影棚里的布景问：“这些个戏为什么不到苏区去拍呀？”

苏里答：“现在是冬天，江西的树叶都掉了，没有新鲜的这种感觉了。”毛主席点点头：“所以你们就做了假的。”一句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毛主席接着说：“拍电影是可以‘弄虚作假’的，干工作就不可以了。”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前面提到的《小兵张嘎》，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筹拍时，崔导演坚定地要求演员要下生活，要求整个摄制组要下生活，并想办法把一些因为特殊原因被冷落了的或是当时处境比较艰难的演员请来在片中出演角色。这就有了在北大荒劳动的张莹老师和管宗祥老师扮演的罗金宝、伪军小队长等银幕形象。说起这部片子的“下生活”，著名剪辑师傅正义老师曾回忆，当时他们跟聂晶摄影师一块儿下去看景的时候，聂晶带着大家爬上爬下，然后说哪个长镜头可以如何如何运用机器调度，一气呵成，回头还征求一下傅正义的意见。傅正义说：“你怎么拍，我就怎么剪，你说这一镜到底，只要你拍得稳，我一定尊重你，一定按照你的拍法来剪。”这就是《小兵张嘎》里面留下很多长镜头的创作佳话，可见下生活有多重要！

再说《鸡毛信》。我们大家看到的基本上不是上世纪50年代上映的版本，尤其是我们这些1960和1970年代的人，都是在复映时看的。很遗憾，特殊年代，放电影时片头上是没有字幕的。《鸡毛信》被剪掉片头，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挥导演在1957年之后，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他想不通，投海自杀了。为此，他的名字就要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海报，都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上面用纸条贴着“导演张骏祥”的字样。张骏祥老局长曾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石挥不应该被遗忘，因为他是《鸡毛信》的编剧之一。我是根据原来的故事和一个抗战的小说改编的，编剧虽然写的是我，我认为我只是之一，而导演绝不是我一个人。石挥应该是第一导演，副导演是谢晋。还有像电影《林冲》也有类似的情况。”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老局长一再提出，从此以后说《鸡毛信》，不要提我张骏祥，一定要提石挥。

电影《英雄小八路》也有体验生活的故事。这部戏的主演洪兆森老师也80岁了。他告诉我，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是留下了一首歌，就是今天的中国少先队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金门炮战”不久，去采访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陈耘同志。陈老师把几个少先队员的故事写成了一个话剧，后来又把它改成电影。电影的编剧是周郁辉，周老师又找来了作曲家寄明，他们一起去下生活。寄明老师是一位老革命，她来到厦门前线，在那里，在一个叫做何厝的地方，找到了一群当时被解放军称作“英雄小八路”的孩子们聊天。他们就是剧本中主要人物的原型。寄明老师就问他们：“炮火那么厉害，你们往前面去送水，还用手拉手帮解放军接电话线，不怕被炸飞？”有一个少先队员很自豪地说：“我们不怕牺牲，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呀！”寄明听了这话很激动，把这句话记了下来，回来就跟周郁辉说：“那个孩子回答的时候我一点儿不觉得他是在说豪言壮语啊，他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呀’，说得特别平实，咱们歌名儿就叫这个吧。”于是，周郁辉一气呵成把歌词给写出来了。寄明老师又把福建渔歌和厦门儿歌中的特色揉进去，这就成了今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最后要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是一部动画片，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五部儿童电影中唯一的一部美术片（动画片）。这部影片是根据1964年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两个少先队员保护集体财产的英勇事迹改编的。当时，上海美影厂已拍过很多动画片，但是大部分是以传统故事、神话故事或者是其他的民间小故事改编而成，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影片不多。这部片子的导演是钱运达、唐澄，编剧是何玉门、胡同伦，作曲是吴应炬。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两个不可忽略的幕后人物，那就是造型设计戴铁郎老师（《黑猫警长》的编剧、导演）和动画设计常光希老师（《宝莲灯》的导演）。当时，这二位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下生活时，戴铁郎和牧民们在一起生活，看到他们衣服上午怎么穿，中午怎么穿，下午怎么穿，从蒙古袍、蒙古靴、蒙古帽的不同时间、空间的搭配上得到了灵感去设计服装。影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戴铁郎老师功不可没。常光希那时候也是以助理的身份在组里参与工作的。导演要求大家下生活，他就跟着去了，一部动画片，他们在内蒙草原待了三个月，找到了小英雄龙梅、玉荣两姐妹，听她们讲述那个月黑风高之夜、那个风雪弥漫之夜，她们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然后记录下来，这就变成了后来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蓝天白云，暴风骤雪，那一幅幅的画面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五部影片幕后的创作故事，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生活、生活、再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由此可见，生活是我们创作的唯一源泉，儿童电影也是如此。我们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深入人心的儿童电影作品。我们一定要象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那样，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作者为资深电影监制、一级导演，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