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我本是高山》里，女子高中教学楼上的校训给人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引人思考。其中“质朴”二字，格外耐人寻味。它表达了一种对学生、学校风气的规约，既是捍卫属于大山、乡土、田园的气质和力量，更对当今社会的浮华、浮夸、浮躁坚定说“不”。这个词语代表了张桂梅校长所追求的品性“求真、向善、攀登不问高”，也隐含着一种美学的追求。它应该是艺术工作者讲述这个人物的一个起点，一种基调——“既雕既琢，复归于朴”。

德国作家兼美学家席勒在他那篇著名论述《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开门见山地说，“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在他给出的注解中特别关注了欣赏者的情况：“任何人只要注意到素朴的诗在他身上产生的印象，并且能够把内容所引起的兴趣分开，他就会发现这种印象是愉快的、纯洁的和平静的，即使作品的题材是极其悲惨的，在感伤的诗中印象总多少是严肃的和紧张的。这是因为在素朴形式的诗中，不论它的题材如何，我们总是从真实中，从对象中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获得快乐的，并且除了真实以外我们是不寻求别的东西的；至于在感伤的诗中，我们必须把想象力的表象和理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两种全然不同的心境中摇摆不定。”这段话对我们把握《我》的艺术定位、理解观众反应都颇有启发。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影片《我本是高山》的创作者似乎是在努力“寻求自然”、因而是“感伤的诗人”。也因此，观众们——特别是资深观众和张桂梅现象以及多个文艺现象、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者——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 “想象力的表象和理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此片引发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议，其实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存在“全然不同的心境”，于是产生“摇摆不定”的表象。许多观众会意识到，张桂梅校长和她的故事，恰恰是无比质朴的“自然”本身。故事里当然有悲惨，却予人以 “愉快的、纯洁的和平静的”“印象”，因此先天具备“素朴的”美。

这种区别至少可以从《我本是高山》的三个方面看到。一是海清塑造的大银幕形象和张桂梅本人的纪录影像之间的区别。影片里，张桂梅大多数时间驼着背，动作迟缓，声音轻弱，时而喘息。在她登山、跋涉的过程中，屡次表现得无力，甚至昏迷。这是一个拖着病弱躯体奉献牺牲的形象。影片末尾出现的纪录影像里，张桂梅的腰杆挺得笔直，声音响亮，句子很短，一个很代表她个性的言语特点是，她会果断地说出“我如何”这样的句式，令人马上觉得这是一位极有掌控力、极其自信的领导者。诚然，张桂梅校长本人的确积劳成疾，也会有病情严重发作的时候。但她在那样的情况下的表现，是否如片中所见？至少，两种影像间的落差，已经让熟知张桂梅事迹的观众感到真实情况和艺术表达的差距。必须说，海清的演技是精湛的，但如果对人物塑造给定的方案是“阴柔”，那么演员能做的就不可能是“刚健”。

二是很多观众意识到的人物行为动机合理与否的问题。对于一般性改编来说，只要能够在心理学上有所依傍，在剧情里自圆其说，给出一种类似阐释者的一般动机并无不可。但对于传记片，阐释就必须尽可能符合原型。《我本是高山》所给出的张桂梅执着办学之动机，混合了心理分析创伤理论和爱情故事。显然，这个表达方案并未征服观众，主创应对此有所反思，并意识到，阐释者并不必然拥有旁观者清的眼力，而叙述者的技能则应当建立在与被叙述的人物和事件的契合之上。

三是反面力量的堆积。首先是山乡愚昧男性等为极端的反面人物，其次是各个对张桂梅不理解、反感、充当阻力的人们，再次是有意无意被暗示出的更大的社会存在，后者似乎以规则秩序等向其施压。如果做个统计，不难发现，反面力量至少在数量要多过帮手。特别是当影片把张桂梅的最大帮手呈现为已经纯然以精神意象出现的爱人，就造成一个印象：张桂梅在现实生活中无比孤独，甚至她帮助的女孩子们也不能给她足够的、真正的理解。然而这就带来疑问：张桂梅的成绩，是超人式的，还是社会进步大潮与主体精神彰显的历史合力？

如果将上述方面的情况看作表征，那么就可以大体推断创作者的文艺观。就其文化基因来说，先是对戏剧性的追求，再是将戏剧性置换为悲态的苦戏。就文化结构来说，则是个体自由与外在世界压抑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种出发自文艺青年式的悲情叙事，恐怕距离乡村教育实践者、共产党员张桂梅的精神世界相当遥远。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在这种表现过程中，艺术家应该注意到当代现存的文化、语言等等。”由此可见，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创造出全新的艺术语言，为观众乃至人民喜闻乐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对《我本是高山》的通俗剧策略、创作者情感的真诚，都宜肯定。底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都在影片所表达的题旨之内。尤其是最初给到人物的心理动因，在高潮段落里已经给出了转变的设计，个人的情结在更阔大的情怀中消散。从编剧、叙事、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总体来说，《我本是高山》不失为一部初衷良好的剧情片。事实上，普通观众从中看到的信息、得到的感受，仍然以正面为主，他们当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足，但恐怕不会如影评人那般尖锐、深挖。

依我之见，批评者的“责之切”，首先更应当出于“爱之深”，而非党同伐异。彻底否定影片、甚至质疑主创动机和立场，这样的批判心态和方式既是非文艺的，也是非历史的。《我本是高山》的不足，完全可以在文艺批评的平台上、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进行友好、良性的探讨，求同存异，达成更大的价值观和审美共识。因此，要格外警惕“扣帽子”的老式文艺评论习气，警惕过度阐释、诛心为快的的新型批评文风，同时也要警惕泛娱乐、反理智的网络话语狂欢，不良资本的推波助澜、火中取栗行径尤其应当得到遏制。

回到席勒的箴言，历史表象的“摇摆不定”，是人类感性生命的正常体验和感受。而历史规律的大势所趋，则是艺术工作者贴近生活进行创作，并通过艺术媒介反映出时代背景下的本质规律，并使之具有主观诗意性。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我们都应当保有足够的谦卑和善意。

（作者单位；山东德州市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