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聚焦刑法“第二十条”的实践案例，讲述了三个或遭遇欺凌而反抗、或路见不平而出手的故事，一个是王永强郝秀萍遭受欺辱反杀村霸案、一个是主人公韩明的儿子反抗校园霸凌案、一个是公交司机张贵生见义勇为却被判定为故意伤害案。影片春节档上映以来，口碑不断走高，显示出很强的“后劲”，不仅票房不断攀升，而且带来的社会反响与讨论愈加热烈。人们为何会对《第二十条》如此关注，简单说来就是三个方面：对恶的抗争、对善的呵护、对法的追求。

对恶的抗争

该片第一个层次要讨论的，就是对恶抗争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是自己、或者他人，当受到恶的伤害时，每个人是否有奋起反抗的正当性？影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自身遭遇巨大伤害而反抗的王永强，一个是帮助同学反抗霸凌的韩雨辰，一个是见义勇为被误判故意伤害的张贵生。

影片用这三个故事，反映出了对恶的抗争的正当性，这个本来理所当然的朴素情感认知一度受到了质疑。不仅自身反抗恶行受到了质疑，因此王永强案该如何判决一直悬而未决，甚至为此其妻郝秀萍不惜以死抗争；并且帮助别人反抗霸凌也受到了质疑，因此韩雨辰帮助同学反抗霸凌而被逼道歉，甚至帮助别人反抗恶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说张贵生被误判故意伤害而入狱三年。这也是该片反复阐释的一个理念“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并不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

影片最可贵的地方也恰恰在此，即便“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并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无论是曾经大学时代帮助吕玲玲伸张正义，却耽误了自己毕业时工作分配的韩明；还是因为坚持正当防卫而被停职的检察官吕玲玲，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去做正确的事情。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对反抗恶行的正当性进行了极富感染力的论述：“任何目睹恣意侵犯权利的行为而感到义愤填膺、道德愤怒的人们……对亵渎权利的具有道德性质的强有力反抗，是法感所产生的最美丽、最振奋人心的证言。”正因为他们的坚持，对恶抗争的正当性得到了承认和强化，所以王永强被无罪释放，张贵生在死后被洗刷罪名并认定为见义勇为。

对善的呵护

影片极力要呵护的，就是人们见义勇为的义举，以及对善恶评判的良知善念。有意与无意之间，影片用为善付出最大代价的张贵生的死，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最深沉的善念。贵生，生之为贵，是个极具中国文化的名字，但是当面对恶行，而义无反顾，这正是孟子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即便在亚圣孟子看来，人的良知良能也并非必然是现实的，也可能会被遮蔽而只是潜在的，这种潜在的良知良能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影片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追求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真实过程。

在追求良知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始终坚持“为民请命”的检察官吕玲玲。在影片中，这是一个正直而固执、善良有原则、阳光不世故的大龄未婚中年女性形象，她对善的追求“一以贯之”。最具普遍性的是犹如多数人的韩明一家，曾经的热血青年韩明人到中年，生活一地鸡毛、身体不复当年，心中对善念的坚持虽被生活的琐碎遮蔽，但又被吕玲玲特别是张贵生的死所唤醒。最具悲情色彩的是张贵生，他为见义勇为的善举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先是被误判为故意伤害而入狱三年，继而在上访途中被撞身亡，但依然留下了对善的坚持。最应该被呵护的是韩雨辰、张贵生的女儿、王永强郝秀萍的女儿，张贵生和王永强的女儿都坚信“我爸爸是好人”，韩雨辰坚持自己是见义勇为而拒绝道歉。人之“四端”在他们身上都未被遮蔽而得到本能的表现，应该被善加呵护。让“四端”充分萌发、让“四德”生长形成，这样的社会也许就是影片主人公想交给下一代的社会。

对法的追求

该片的主旨，就是对法的追求。在法治社会，法就是惩恶扬善的定盘星。影片反复阐释的核心理念是，“法无需向非法让步”“法律是让坏人犯罪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最终决定好人敢不敢出手的，不是恶本身，而是是否得到法的保护。就像影片中的追问，郝秀萍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为什么愿意丢下身陷冤狱的丈夫和残障女儿选择跳楼？“压垮她的不是黑恶势力，而是她的绝望，是她对法治的绝望”。这个逻辑，对于受害人是如此，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亦复如是。

韩雨辰反抗校园霸凌案和张贵生见义勇为误判案，其实是从不同的时间段来讨论见义勇为。韩雨辰和张贵生其实一类人，如果韩雨辰的见义勇为受到错误的惩处，他心中见义勇为的种子就会像被车撞死的张贵生一样死掉。影片把张贵生的死这样一个偶然演绎得更像一个隐喻，但若作为“正确事情的代价”未免太过残酷。对韩雨辰来说，如果他的义举受到错误对待，如果他为他的义举而认错道歉，虽然他还活着，但在他心里见义勇为的善良和勇气将死去，这对一个社会来说甚至是更为悲哀的事情。韩雨辰是否还是韩雨辰，而不会成为另一个张贵生，这取决于法，法是惩恶扬善的定盘星。法保护韩雨辰，则韩雨辰还是那个会见义勇为的韩雨辰；法惩处韩雨辰，则韩雨辰就会是另一个张贵生，即便还活着，但是见义勇为的良知善念则已湮灭消失。

当然，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决不允许和鼓励“以暴易暴”的私斗，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恶。但是当伤害正在发生，受害人或者任何一个人，应该都被赋予制止这种伤害继续发生的权利，这便是“第二十条”要表达的内容。对这种制止伤害行为合理性的认定，要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情境出发，作出合乎天理、合乎人情、合乎国法的评判。

以法之名，惩处恶行，弘扬善举，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司法领域。法者，准则也。推广开来，以我们的良知善念观照人生社会，在每一个起心动念之时，我们是否都能够祛恶存善，如王阳明所言：“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影片最深层次对每一个观影者的追问，也蕴含着对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深沉期盼。

当然，法律问题是更为严谨复杂的，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远远不是一部电影可以完全讨论清楚的。但是，对一部电影作品而言，《第二十条》是成功的，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强化了人们对恶的抗争、对善的呵护和对法的追求。

（作者为陕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